但是关于其后的演变，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为印证。下文以《元典章》和《元史·刑法志》的有关记载为基础，着重论述烧埋银制度的具体内容。[16] 一是征收范围，即对哪些杀人犯罪征收，二是征收程序，即怎样征收。

　　1、征收范围。按照忽必烈时期的规定，一切杀人犯罪均须赔偿烧埋银。但这个“一刀切”的规定必然是不妥的。虽然一直没有明令废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这一规定即得到了细化和修正。

　　（1）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规定是否征收烧埋银。如“误杀”属于征烧埋银的犯罪，《元典章》列举了“牛驾车碾死人”、“车误碾死人”、“因公惊死人”、“急走车两碾死人”、“月黑走马撞死人”、“走马误撞死人”、“因斗误杀旁人”、“持刃误杀旁人”等八种情况。又如“杀死奸夫奸妇”，有征与不征两种情况，《元典章》分别列举如下：“旁人杀死奸夫”、“夫非奸所杀死奸人”、“夫打死强奸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征烧埋银；“夫奸所杀死奸夫或奸妇”，无罪，但须征烧埋银。[17] 这无疑有利于准确定罪量刑。

　　（2）就不同身份的当事人杀人，分别做出征收规定。除个别情况外，无论贵贱，均征烧埋银。最上等的蒙古人“扎死汉人”笞五十七，“征烧埋银”；如果“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反之，“汉儿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正犯财产断付人家，余人并征烧埋银”。官杀民，如捕盗官“搜捕盗贼”，却将平民逮捕殴死，“杖六十七，解职别叙，记过，征烧埋银给苦主”；司法官员受贿“故纵正贼、诬执非罪、非法拷讯致死者”，“正官杖一百七，除名，佐官八十七，降二等杂职叙，仍均征烧埋银”。[18]民杀官，“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

　　（3）关于免征烧埋银的规定。如被害者身份卑贱（“有罪驱”、“无罪驱”、“同驱”、“放良年限未满年驱”和“为伴娼女”），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杀死同居亲属或奴婢杀主，征收烧埋银没有意义，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为鼓励和保护正当防卫，打击犯罪，法律还规定“杀死贼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征烧埋银。

　　2、如何征收。为保证征收到位，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奴仆、疯病之人等）的杀人犯罪，法律规定由其监护人负责交纳烧埋银。如元朝私家奴仆众多，法律明确规定：“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家”；“诸奴殴人致死，犯在主家，于本主征烧埋银，不犯在主家，烧埋银无可征者，不征于其主”。这就很好的区分了奴仆与主人的责任。

　　一般来说，烧埋银征银和钞。元代皇帝曾经下诏：“杀人者死”，“征烧埋银五十两”，后来“止征钞二锭”。至元十九年，根据大臣耶律铸的意见，认为“其事太轻”，决定“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钞四锭。” [19] 《元典章》卷四十三“烧埋”条也有“女孩儿折烧埋钱”的记载。但这可能只实行过很短的一个时期，更多的情况下都是征银。另外，有些盗贼贫无以备，则令其折庸。对于实在无力交纳的罪犯，可以豁免，只执行刑罚。

　　官府是当时司法的主体，对于烧埋银的顺利征收至关重要。法律赋予官府以重要的责任。如果“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还有一种官府支付的情况：“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

　　所以，可以说，元朝法律对烧埋银的征收范围规定还是比较明确，对于征收程序也有比较周到的考虑，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命赔偿的本意。在制度设计上是比较完善的。

　　（二）明代

　　明朝法制的奠基者朱元璋，对于元朝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非常重视的。他多次批评元朝司法废弛、僧官控制司法的弊端，要求明朝官吏引以为鉴，不要重蹈覆辙。同时，他也非常注意吸收元朝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以加强自己的统治。烧埋银即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