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份清末宪法稿本上也有类似的条文：“大清帝国臣民居处住所不得侵入。凡强入人家宅居，搜索人家中，又验看人秘密文书信函等事，皆有法律定之，不得出法律范围之外，不得违法律所定之格式与时效。”起草者解释说：

　　“人为权利之主体，个人对国家所有之权利，曰法律上权利。法律必保护个人之利益。如有侵犯之者，必加以制裁。然有不法行为生法律上之结果时，则不能不服从法律，受国家权力之干涉。案：诉讼法上，人民居处住所家屋为私权上之特有权，他人不得侵犯之。书信秘密权亦为宪法上所保护，他人不得侪押之。虽然，预审判事如因事实有必要时，不能不侵其所有权与秘密权，以达检证搜查之目的。”

　　清廷最后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 ）》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但要简略许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无故”这一用语过于模糊，不符合法律明确性的要求。此后的宪法包括草案中都没有再用这个词。

　　辛亥革命之后，这一原则继续得到坚持。《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1912年1月25日）规定：“大中华民国国民，非依法律，不得侵入其住所及家宅。”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约法》也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进步党宪法讨论会会员拟宪法草案》（1913年5月）规定：“中华人民居住之安全，非依法律所定无论何人不得侵之。”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宪法委员会决议，1919年8月12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之住居，非依法不受侵入或搜索。” 曹锟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第七条也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据当时的制宪会议记录，这一条文照原案通过，没有争议。 但在会议讨论中李国珍曾就此条发表如下意见，对我们了解其立法意图有所帮助：“第六条注意在住居安宁，故条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至不加自由二字者，以居住自由另有第八条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