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如果要概括非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的核心内容，它就是主张不以一种本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法，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民法。这种观念，并不认为作为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民法，能够脱离法律所固有的公共性、政治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策性因素。强调民法的这些因素，就是要强调，不能忽视民法在参与建构、调节、塑造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的建构性功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读特定的政治决策——例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蕴涵的立法政策内涵，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具体化、法律化，落实到具体市场模式的建构之中去，乃是民法学的不可回避的任务。这正是下文将要论述的内容。
【作者简介】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大陆法学界迅速出现了不少以“私法”为标题的杂志，例如《私法》(易继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私法研究》(吴汉东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私法文库”之类的系列丛书，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理论取向的一个表征。
例如，在罗马法时代，民法( ius civile)乃是指一个城邦的实在法的整体，与万民法( ius gentium)相对;在欧洲的中世纪，民法又是指来自于世俗立法者的法律规则的整体，与宗教当局制定的教会法相对。关于民法的内涵的历史变迁，参见阿尔多·贝特鲁奇：《从“市民法”到“民法”：关于一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发展的考察》，载罗伯特·隆波里、阿尔多·贝特鲁奇等：《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这一点在大陆法系框架之下的民法理论中表现最为突出。参见J. H. Merryman，La tradizionediCivilLaw，trad. itdiA. DeVita， Mila-no， 1973.
参见A. Somma，Autonomia privata，inRivista didiritto civile，2000， 597ss.
参见S. Pugliatt，iDiritto pubblico e privato，voce inEnciclopedia giuridica，vo.l 12， 697ss.
参见P. Caron，iSaggi sulla storia della codificazione，Milano， 1998， p. 28.
Cfr. P. Perlingier，iManualedidiritto civile，(seconda edizione)， Napol，i 2000， 35ss.另外可参见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参见H. Collins，La giustizia contrattuale in Europa，inRivista critica didiritto privato，2003， 659ss.
关于民法领域的公平观念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文献，可参见徐国栋：《公平与价格-价值理论：比较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参见G. Giacobbe，Dimensione territoriale e sistema dei valorineldiritto civile，inRivista didiritto civile，2006， 101ss.
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这种观念被哈贝马斯称为“形式法”。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4页以下。
作为这种态度的一个例证，民法学者在《
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技术性问题，例如关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理论的研究中去，但是对与《
物权法》相关的立法政策导向问题关注不够，而且即使有所关注，也是往往流于表面。
哈耶克在其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所阐发的一种消极的立法观，以及“无立法者”的法律观，其实就是以一种私法性定位的法律模式去界定法律规范的性质。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见A. Somma，Ildirtto privato liberista，inThemis： Rivista da Faculdade deDireito da UNLAno II- N. 4- 2001， 95ss.
参见A Somma， Tutte le strade portano a fiume. l’involuzione liberista deldiritto comunitario， inRivista critica deldirittoprivato，2002， 263ss.
参见G. Nocera，Il binomio pubblico-privato nella storia deldiritto，Perugia， 1989， 94ss.
私法”就其准确内涵而言，不是私人之间的法，而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参见L. Ferrajol，iPerun costituzionalismo didiritto pri-vato，inRivista critica didiritto privato，2004， p. 12-13.
从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调整的方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以下。关于民法对作为私人自治的工具的“法律行为”的调整，从规范分析角度的分析，可参见薛军：《法律行为“合法性”迷局之破解》，《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参见M. Ferrante，Negozio giuridico： concetto，Milano， 1950， 47ss.
中国法学界近来对公法/私法二元划分的理论反思和分析，可参见金自宁：《公法/私法二元划分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民法的角度对公法与私法关系的反思，可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A. Zaccaria，Ildiritto privato europeo nell’epoca delposmoderno，inRivista didiritto civile，1997， 367ss.
参见N. Irt，iCodice civile e societàpolitica，Roma- Bar，i 1995， p. 32.
参见C. Salv，iNorme costituzionali e diritto privato： attualitàdiun insegnamento，inRivista critica didiritto privato，2004， 235ss.
参见U. Petronio，La lotta per la codificazione，Torino， 2002， 118ss.
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基于一定的立法政策导向，运用民法去建构某种市场模式，不应理解为是法律去“干预”市场，而恰恰就是民法在参与界定“市场是什么”，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脱离法律的建构而自在的市场。要超越陈旧的“自由市场——国家(法律)外部干预”的认识框架，就必须要抛弃对市场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参见E. Eichenhofer，L’utilizzazionedeldiritto privato per scopidipolitica sociale，inRivista didiritto civlile，1997， 193ss.
参见L. Ferrajol，iPerun costituzionalismo didiritto privato，inRivista critica didiritto privato，2004， 11ss.
参见S. Rodotà，Diritto， scienza， tecnologia： modelli e scelte di regolamentazione，inRivista critica didiritto privato，2004， 357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