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公司和股东提供外交保护方面，草案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公司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是原则；公司国籍国为其成立地国。以对公司提供外交保护为主，股东所属国行使外交保护为例外。
二、对公司提供外交保护的依据——公司的国籍
对公司提供外交保护的依据在于公司的国籍，因此，如何界定公司的国籍，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公司国籍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公司能否具有双重国籍？如果具有双重国籍，怎么解决不同国家所提供外交保护间的冲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看草案的相关规定。
早在巴塞罗拉牵引公司案中，就涉及到公司的国籍问题。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强调，公司这类实体的出现，主要源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国际法承认，一国根据其管辖范围来创设公司这样的实体，本质上是其国内管辖事项。”[4]因此，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法律来决定公司在本国成立的条件。草案对此是表示同意的。草案规定，“为对公司（corporztion）行使外交保护的目的，国籍国是指公司依照其法律成立（incorporated）的国家。”根据这一规定，公司的成立使其具有了就外交保护而言的国籍。[5]
公司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了适应投资和战略扩张等需要，公司往往会在其他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如办事处等。同时，在一国成立的公司，其管理总部和财务控制权可能处于另一国。那么，就公司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是否就是唯一的决定性要件呢？草案第9条接着规定，“当公司受另一国或另外数国的国民控制，并在成立地国没有实质性商业活动，而且公司的管理总部和财务控制权均在另一国时，那么该另一国应视为国籍国。”
在巴塞罗拉牵引公司案中，国际法院为公司的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规定了两个条件：在该国成立；在该国拥有注册的公司办事处。这两个条件是并列的，缺一不可。[6]国际法院的推论明显地受到了自己在诺特博姆案中所确立的“有效国籍”的影响，虽然其并没有使用“有效联系”这一措辞；[7]相反，法院采用了“永久和密切联系”（close and permanent connection）的标准。[8]对于这一标准，法院进行了具体例证。[9]
从草案的上述规定来看，其只适用于特定的情形，即公司在一国设立，却与另一国有“密切和紧密联系”。按照第9条第一句的规定，公司具有设立地所在国的国籍，并应由该国行使外交保护。但当该公司与设立国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的时候，该国可能并不愿意行使外交保护。为防止公司外交保护出现空白，草案做出了上述规定。草案的这一规定，虽然采用了国际法院在上述案件中的“密切联系”标准，却并没有完全采用法院在具体例证中所采用的要件。草案共规定了三个要件：该公司必须受另一国国民控制；公司在设立地国没有实质性商业活动；公司的管理总部和财务控制权均处于该另一国。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要件，该另一国才有权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相对于国际法院在巴塞罗拉案中所参考的诸多要件，草案所规定的要件更为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