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进步要靠新发明的不断涌现，要靠一套有利于激发创造的制度环境。英美两国之所以长时间引领世界潮流，是因为英国早在1624年就颁布了世界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规》，从法律上确定专利权这种无形资产的产权，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可以这样说，18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没有专利制度是难以发生的。美国更是把对发明专利的保护写进宪法，联邦政府用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权利，也保护了整个社会的创造热情。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正是在这种有利于激发发明创造的制度环境下，诞生了以瓦特、爱迪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的当时是划时代的，今天的人们依然从他们的发明创造中得到便利。

　　3、善于学习，后来居上。俄、德、日三国曾落后于他国，沙皇彼得一世曾匿名到荷兰学习，德国高度重视国民教育，日本人学习精神更是令人感动。被强迫打开国门后，日本能够充分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以极快的速度接受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涩泽荣一出使西方，为日本带来了新的理念，更创造了日本商业的辉煌；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始惊，次醉，终狂；大久保利通全面西化的革新受挫后，日本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两者融合为一体，很好的解决了后发国家普遍遇到的难题。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教授所说：“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学习的目的是赶超，三个大国构建的社会体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由国家来推动现代化建设，比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都有浓厚的国家色彩，这些在现在看来颇多垢弊的成分，在当时对一个落后国家迅速赶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4、限制权力，推崇法治。推行法治的关键在于对公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英国自1215年约翰王签署《大宪章》起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限制权力的传统，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并逐步形成君主立宪政体。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了私权体系，私权体系构筑了防止公权入侵市民社会的私域空间，私域空间犹如一道防火墙， 在私人空间， 公权对私权采取观望态度。只有存在对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弱者利益进行保护的情形时， 公权才能进入私域，这实质是在保护公民自由的同时限制国家公权力。俄国、日本先后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当然，限制国家权力也不能走到极端，事实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行政权力逐渐膨胀起来，国家不在只是充当市民守夜人的角色，而承担越来越多的事务，但这总体上并没有危及个人自由，相反还有力的保障了个人的自由。从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增加的国家权力，到德国的《魏玛宪法》所确定的个人权利，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司法部对40多家大公司进行的反垄断诉讼，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我们看到了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在大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