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上述一些具体的法理学问题具有概括性，法理学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均具有概括性。如法律、法律的起源、法律的本质、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价值、法律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概念和命题都是一些概括性的概念和命题。法理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并不具体地去阐释刑法的作用、民法的作用、宪法的作用等，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法律的作用。对具体法律的作用则由部门法学、具体法学去研究。法理学在研究法律价值时，也并不研究具体的法律诸如刑法、民法、宪法、商法等法律价值，而是研究作为整体形态的法律价值。当然，无论是法律作用，还是法律价值，法理学则均须以具体法律作基础，从中概括出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一般理论学说。离开具体法律实践的基础，法理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法理学概括性特点的揭示，有助于区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界限及其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法理学与其他法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法理学离不开具体的法律实践，离不开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理学所概括和抽象出的一般法律理论，应该对具体的法律实践和部门法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有达到了“普遍适用性”这一标准，法理学才能真正起到“指导”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的作用。否则，仅一味地主观强调法理学的“指导”作用和地位，但其理论本身难以对具体法律实践和部门法学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则这种“指导”地位和作用势必要落空。比如，我国法理学中的“法律关系”理论，就很难概括各种形态的具体法律关系实践，因而常常受到来自部门法学的质疑，原因就在于它不具有概括性。
因此，法理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平等的一员。但它们之间有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部门法学是以某个单一的部门法体系为依托和研究对象，而法理学则以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为依托和研究对象，视野更开阔、更广泛。因此，我们一方面不可把法理学抬到“云端”的高度，另一方面，在将法理学回归到其应有地位的同时，也不能降低其特有的功能，必须肯定法理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