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劳动权性质的分析

　　劳动权作为社会权，是学界的通说。[36]但是，即使作为社会权，争论依然存在，主要集中在社会权的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即社会权是否为一个主观请求权）问题上。可裁判性的有无更多考虑的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权问题，各国之所以不承认社会权的可裁判性，主要因为社会权的内涵的模糊（即实现程度上、实现手段上存在很大的裁量空间）以及社会权的实现系于国家的财力（即涉及到立法机关的预算权），[37]所以，如果轻易让司法机关来裁判有关社会权的争议，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取代立法机关的局面，而这是与权力分立的宪法原则相违背的。为了保证这种权力平衡不被打破，各国学者普遍主张，社会权的内容往往需要立法者具体化以后，再由权利的享有者来向司法机关主张，亦即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权具有可裁判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完全丧失可裁判性，由于基本权利对司法机关也具有直接效力，所以，司法机关在面对公民的请求时，并非一味地否定，往往需要在权力分立的原则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间进行衡量。如果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更具有迫切性，司法机关就有必要接受公民基于宪法上的社会权所提起的请求。[38]实际上，根据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宪法上的社会权仍然具有两种给付请求权功能：（1）原始的给付请求权，是指直接由基本权利导出的对国家的财物给付或生活照顾的请求权。[39]当然，这种原始的给付请求权只在最低限度或最基本程度内得到承认，国家并不负有提供充足给付的义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个体劳动权只能要求国家提供最低的工资保障、最低的劳动保护、最低的劳动条件保障。（2）分享权，是指国家已有一个先行的行为，而却拒绝他人的一个特定给付，此时他人即可要求相同的给付。因此，分享权是间接从平等原则导出的，并非直接源自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故也称之为派生的给付请求权。比如在提供就业训练、就业服务和失业救济上，公民享有与其他相同条件的公民获得国家同等给付的请求权。

　　二、劳动义务的释义学建构

　　（一）文理解释

　　我国宪法第42条不仅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同时还规定了公民的劳动义务。我国学说一般认为，所谓劳动义务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必须参加社会劳动。[40]但这种必须性到底是一种法律上的强制性还是道德上的强制性，由于学界对公民基本义务研究的薄弱，未见给出明确的答案。[41]但无独有偶，日本宪法第27条第1款也规定了国民的劳动义务。对此，日本的早期学说认为劳动义务仅是国民的一种伦理道义上的义务，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所以国家不可以强制国民劳动，否则将违反宪法上禁止强制劳动的规定。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将劳动义务仅仅理解为一种精神的、道义的义务，并不恰当。劳动义务同时也是表明国家对于不工作者没有照顾义务的方针，亦即，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者，无保障其劳动权与生存权的必要。从而，对于虽有工作能力但拒绝工作的，可以不予社会国家的给付。[42]具体到我国，公民的劳动义务构成对其劳动权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上的限制，[43]也就是说，如果公民自己没有劳动的意愿，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保障其劳动权的必要，否则反造成国家强制公民劳动的效果。比如，我国《失业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二）历史解释

　　劳动义务入宪是从现行1982年宪法开始的，1982年宪法为何要增加劳动义务，根据1982年2月27日《宪法修改稿草案（讨论稿）的说明》，认为，1978年宪法（1954年宪法也一样）只说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作了这样的修改。[44]可见，当时修宪者对劳动义务的理解倾向于一种道德义务。

　　（三）体系解释

　　我国宪法除了第42条第1款明确规定劳动义务的内容外，还有多处内容与劳动义务有关，为了确保宪法释义学的融贯性（coherence），[45]对这些内容也必须给与关注。

　　1、义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