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刑法》第391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本条进行文理解释，可以得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既是“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进而构成对单位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又是“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进而构成对单位行贿罪的主观要件。难以认为，第391条罪状的前半部分是关于对单位行贿罪的典型构成要件的规定，后半部分是关于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律拟制规定。这也能够间接说明《刑法》第389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
由于《刑法》第389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注意规定并不改变基本规定（如《刑法》第389条第1款）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所以，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因而构成行贿罪的，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其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以财物，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应认定为对公司、企业、单位人员行贿罪。
或许人们认为，要求行贿犯罪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主观要件，不利于惩处商业贿赂犯罪与发生在其他领域的贿赂犯罪。诚然，如果从立法论上考虑，本文也主张不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要件。换言之，即使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也宜认定为行贿罪。但是，作为解释论，在刑法明文规定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主观要件的情况下，不能任意删除该要件，而应通过合理的解释得出妥当的结论。
首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只是一种主观要件，不要求行贿人现实上已经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换言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
其次，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但不限于非法利益。“非法”与“不正当”并非等同概念。违反政策规定的利益、违反行业规定的利益、违反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的利益，都可谓不正当利益，但不一定是非法利益。既然刑法使用了“不正当”利益的概念，又没有理由进一步缩小行贿犯罪的处罚范围，就不应当将“不正当利益”限制解释为“非法利益”。[10]换言之，基于实质的合理性，在需要作出扩张解释的时候，解释者不应当作限制解释。
再次，不正当利益不仅包括目的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包括手段（程序）不正当的利益。换言之，通过不正当手段（程序）谋取所谓正当利益的，也属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为任何正当利益都只能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利益，就丧失了正当利益的性质。当然，这里的不正当手段，是指行贿以外的不正当手段，而不是将行贿本身作为不正当手段，否则刑法规定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例如，获得某种项目或资格需要经过一个月的公示，行为人具备获得该项目或者资格的条件，但为了尽快获得该项目或者资格，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经过公示给予其项目或者资格，进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就应认定为手段不正当的利益，构成行贿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