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尽管与古代司法制度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这种通过发现真相来进行司法裁判的传统。从理论上看，中国法院对事实真相的强调，既有其哲学基础，有其实现司法正义的考虑，也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痛教训可供借鉴。
迄今为止，无论是立法决策者还是司法界人士，几乎都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奉为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按照主流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包含着三个理论要素：一为可知论；二为实践论；三为纠错论。按照可知论的假定，案件事实都是可以认识的，只要办案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将案件事实全面地揭示出来。根据实践论的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侦查人员、公诉人员还是审判人员，都要尊重事实真相，都要调查核实证据。为了防止可能的认识错误，使得案件的裁判结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特别强调“不枉不纵”、“有错必纠”，对于那些在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的案件，一经发现，就要通过上诉程序或者再审程序加以纠正。[1]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被设计成一种“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模式。按照立法决策人士的解释，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减少错误，正确运用法律”，因为三个机关“就如同工厂的生产，一个产品要经过三个车间，三道工序。制约不是扯皮，目的是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2]毕竟，要发现真相，防止可能的事实认定错误，仅仅由一个机关来调查核实证据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由承担不同诉讼职能的机关从不同的角度审查核实证据，纠正前一机关可能出现的认识错误，可能会更加客观全面一些。在这种相互制衡的诉讼过程中，案件发生事实误判的机率会大大降低。
当然，仅仅是发现真相、防止错误本身，并不是刑事司法制度的终极目标。几乎任何制度都会将实现司法正义视为制度设计的重要目标。但是，也没有任何两个制度会选择完全相同的实现司法正义的方式，也更不会将司法正义的内涵给予完全一致的界定。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发现事实真相的强调，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传统上所要达致的司法正义的内涵。具体说来，按照中国的刑事司法正义观，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人，正确适用刑法，防止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表面看来，这种对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者并重的态度，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在追究一种绝对精确的司法正义——那是只有在上帝或神明眼中才存在的绝对的司法正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枉不纵”。但实际上，通过两相比较，“不纵”要比“不枉”受到更大的关注。中国刑事司法的经验表明，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有罪的人，已经成为中国所追究的司法正义的重要内涵。
假如我们从实现司法正义的角度重新解释的话，那么，前面分析过的很多现象都可以被解读为“不放纵有罪人，不惜一切代价”。例如，遇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法院不是作出无罪裁判，而是发回重审、建议撤回起诉或者同意退回补充侦查，这貌似是为了发现真相，其实是为了防止有罪的人逃脱法网，或者使一个尚不够刑事处罚条件的案件“锻炼成狱”；法院任意变更起诉罪名，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尊重事实真相，其实更是为了防止被告人因为不符合起诉的罪名而逍遥法外；法官在法庭审理结束后全面阅卷，甚至采纳一些未经当庭质证的证据，这仿佛是为了全面地采纳案件证据，但实际上却起到“拾漏补遗”的作用，充当了发现事实真相之“流水作业线”上的第三道工序而已；法院遇有已经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立即启动再审程序，这给人以追求“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的表象，但其实却显示出一个人因为同一行为而可以受到多次重复的追诉……一言以蔽之，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在以一种“哲学上的完美主义”，表达着“为实现国家刑罚权，不惜一切代价”的司法正义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