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范让位于现实”的可选途径中，规范行为与非规范行为的划分并非绝对，只是根据宪法变动对于实定宪法秩序撼动程度之不同而作的定性式分类，其边界并非如楚河汉界般清晰。例如，宪法修改这种变动方式正是处于两类情形的交界处，既具“突破现行宪法”的面向，又具有按照现行宪法所规定的修宪程序并不逾越实定宪法秩序中的“基本架构”的面向；[21] 它对实定宪法秩序的撼动程度是相对的，较之于“更替现行宪法”的制宪行为，它更有利于宪法的稳定性；但较之“围绕现行宪法”的释宪行为，它则表现得较不利于宪法的稳定性，当频繁修宪乃至逾越修宪释宪之界限的修宪行为出现的时候，尤其如此。

　　较之于前述各类非规范行为引发的宪法变动，总体而言，通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审查活动实现的宪法变动所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每次通过此种进入方式进入规范的价值，一方面在数量和规模上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通过此种方式进入规范的价值，与已存于规范内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具有较大的契合性。第二，这种进入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价值实现了通过一种细水长流式的方式进入规范，就每次宪法解释活动或宪法审查活动而言，通常没有对实定宪法秩序产生较大程度的震动或者说避免了更大程度的震动。法的安定性作为“拉德布鲁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中的首项价值，虽然不能成为较大程度地克减正义以及合目的性两项价值的借口，但作为一项起码的前提性要求是不容质疑的。这对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尤其重要；而对于转型时期的宪法，其安定性由于更容易被危及，因而需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未必是固守）。就时代特征而言，我们正处于价值日益多元化、流动化的转型时期，但毕竟已经告别了季风骤雨的历史时期并努力杜绝再一次的陷入。相对应的，在宪法变动形态上，应实现从通过非规范行为过渡到通过规范行为实现价值进入规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价值通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审查进入规范的方式的上述两个特点，恰恰构成了契合时代课题的优越性。

　　回顾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变动：1975年、1978年与1982年出现过三次全面修改式的宪法变动，全面修改也构成了现行宪法通过前主要的宪法变动方式；自1982年以来，部分修改已取代了全面修改成为宪法变动的主导形态，这是因应时代课题的一项重要变化；而进一步实现以宪法解释为主导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样是出于当下时代课题的要求。然而，如韩大元教授恳切地指出，当对激烈的规范与现实的矛盾时，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或习惯于）修宪权的运用，这种“重修改轻解释”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宪法思考方式的封闭性与教条性，以及轻视规范的宪法认识。[22] 面对许多需要运用宪法解释权解决的宪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没有充分地行使宪法解释权，或者说没有行使过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23] 这与宪法解释程序的缺失以及对宪法典的解释技术的落后也是有关联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现行宪法经历了四次修正案，虽然每次修正案对于宪法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宪法解释的缺位甚至影响到了宪法修改的意义。针对这种状况，明确乃至重申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这两项最为常见的宪法变动方式之间的分工，是必要的。面对规范与现实之间冲突，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的有权主体，不分情形的依赖于修宪或释宪都是不合理的，而应该对相关因素进行权衡。笔者认为，这些权衡因素包括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