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草物权法总则部分关于物权变动规则时采纳的基本思路是：（1）在物权法的总则部分，写人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使得这一规则整体脱离合同法的规范体系；（2）在物权变动的基本制度设计中，突出法律行为的作用，将物权变动是否依据法律行为区分为两个大的部分；（3）将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再进一步区分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和动产物权两个细部，尤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部分建立详细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这种思考的结果是，物权变动的基本制度基本上完全脱离合同法，其法律根据完全脱离债权意义的合同，因此从法学理论上看，物权变动的规则脱离了传来取得的理论基础。物权法总则制度经过这种塑造之后，已经不再是像日本民法典物权编总则或者我国台湾民法物权编总则那样只有十个左右的条文，而是一个很大的体系构造，其条文数量相比传统民法有相当大的增加。
简要地说，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规则的编制逻辑是：物权变动应该首先按照其法律根据进行区分，其次应该按照物权的标的予以区分。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应该遵守物权性质对于法律行为的要求，也就是对于处分行为的生效要件的要求，即处分行为应该以“公示”作为生效的要件，这一点和担保法第41条等所规定的负担行为以公示作为生效要件的法理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动产物权变动应该纳入登记；动产物权变动应该交付占有。[3]物权与债权不仅仅应该有法律性质的区分，而且应该有法律根据的区分。而这一法律根据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行为方面的区分。这一设计的基本目的，是强调民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意思自治，这一点应该在物权变动方面有必要的反映。这种立法观念，对于改变中国过去强调公共权力决定民事权利、民事权利附属于公共权力的流行观念，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社会的基本要求，即建立准确地按照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决定物权变动的规则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这一设计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保障交易安全的需要。
在十多年以前我国法学界尚不能认同上述法理的情况下，物权法总则以及物权变动规则的设计采取了理论上婉转的方式，以求尽量减少无谓争执；但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则尽量做到贯彻科学法理，以求制度的严格与准确。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制的物权法学者建议稿[4]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总则，而且突出了物权变动部分；物权变动部分之内，又突出了依据法律行为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章节和动产物权变动章节。[5]这种“大总则”的立法体例，在以前国内外的民法立法或者物权立法中是没有过的。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编制的几个物权法立法草案以及最后颁布的法律，在总则部分的体系构造方面基本上也采纳了这些设想。当然，这些法理获得了大多数法学家的认可，或者说物权法最后建立了这样的体例，应该说是法学界和立法者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共同认识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