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策瑕疵：商事法律权威之绝对保持。一方面，社会实践中，政策替代法律之现象并非少见，从而导致政策权威有时大于法律之怪异现象。接踵而至者，法律之权威遂遭遇挑战。例如，原《义务教育法》规定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然实务中久推之策，则几乎为有偿付费教育，此乃政策大于法之典型景象。之所以有如此景象滋生，其背后深层次缘由，实不难解。盖因政策常由掌权者制定或实施之治理措施，主要来源于“权”，而法治社会尚未建立健全时，出现“权大于法”、“政策高于法”之现状亦似顺理成章。政策制定者享有权力之实质利益远大于法律之制定者，人大和政府之现实关系，亦可将上述微妙情事款款释明。另一方面，数量过多之政策，及过于频繁与事实上优位之适用，将使法律之地位落空。尤其交易旺盛频繁之今日，实将造成重大之困扰与混乱，无以保障交易之安全。法学上有名谚“太多法律将扼杀法律”。故若政策多如牛毛，或“政出多门”，则易滋生调整同一行为之规范过多之怪象，最终即等于无法可依。例如，现实之公交车、长途客车超载，公安部门执法检查，依据座位数量认定超载，而交通部门规定之超载则以人均占据面积认定，从而导致执法冲突。商事法律中亦毫无例外，上述二种景象，自然客观存在，莫不皆然。因此，超越法律之政策及数量过多之政策，皆会影响商事法律之权威。如何保持商事法律之绝对权威，则须借助商事政策之认识、厘清商事政策与法律之关系，以求确保法律权威之途径。

　　其三，政策期待：商事法律政策之理论构筑。前文有言，政策影响于社会生活诸方面，至深且巨，逐为大势所趋，水到渠成，昭然可见。无法无天时代，政策治国、言论治国盛行，因过分强调政策之威而使法律遭受摒弃；法治时代，冀社会之要求，侧重法律规律准则之同时，仍未失政策之用武之地，且似有日甚一日之势，大放异彩，又何不独然？诸多社会关系处置依法律之据，照政策之绳，业已于实务根深蒂固，欣欣向荣。故商事政策原理体系之构筑，自不得脱离此基础，任意翱翔。今日，各法律部门体系下之政策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者非刑事政策莫属， 1800年“刑事政策之父”费尔巴哈洞烛先机，最早使用刑事政策一词，至今已有200余年。此间中外研究刑事政策队伍日趋壮大，成果亦渐趋丰满。然其他部门法体系下之政策研究，如民事政策、商事政策等，却一直未如刑事政策那般，被人专心挖掘，不可不谓法门之遗憾。虽有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其他门派之充栋研究，然与商事政策毕竟大异其趣。常有论者为护法之权威，视法律为唯一适用准则，剔除政策之社会治理参与资格，此说固非无见，然此仅为乌托邦之理想，按诸实际，殆无可能。质言之，政策之内功及治理社会之外力，确不应视而不见，亦不容几笔涂画或三言两语即可轻易染指。因此，关注商事政策并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研究，可弥补民商事政策研究之憾。唯法律与政策之冲突，在法律制度中，或实际生活上，究非佳兆，二者之采行，各有利弊，端视宏观经济环境，社会需求与配合制度之健全性如何而抉择，殊难以一端而论优劣。缘此，如何调整二者关系，实乃学理研究及实践之任务，尤为显然。否则，政法不分，策律难别，岂非徒增麻烦，庸人自扰？商事政策亦将流为奇谈怪论，空有其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