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有人认为应当将行政法规排除在审查对象之外，其理由是1.行政法规制定主体唯一，有严格的程序，出错的可能性小；2.行政法规一般是对法律的直接实施、无法律保留事项的内容在权限内的规定以及授权立法，更多的属于违宪审查的范围，不应纳入行政诉讼；3.我国现行体制下最高法院仅相当于副总理级，不便对国务院的行为进行审查[7]。笔者同意行政法规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然而却不是基于以上理由。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而行政法上一个基本法理是国务院不能做被告，这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以及行政复议法中均有体现。如果将行政法规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国务院则成为当然的被告，这不符合法理，也超过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主体的范围，显然不合理。另外，由于立法法中对行政法规的审查有严格的规定，基于行政法规与国务院的级别，行政法规的发布与实施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当其规定不合法时由那些特定机关提出审查要求比较可行，由人大常委会做出审查也理所应当，在国务院不做被告的前提下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不必再纳入司法审查。

　　总之，我国在行政机关做出抽象行政行为时的监督还很不到位，引入司法审查势在必行，其具体操作还有待各界人士进一步讨论。拙见仅为引起大家思考，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1] 王永红，为调控市场助力——解读《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源-2007年12期，p34。丁蕊，发布《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加强地根调控——国家增加净地供应狙击囤地。北京商报/2007 年/12 月/4 日/第 001 版
[2] 曾长隽，《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及其制度构建》，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6期，p30
[3] 尹晓燕，《构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