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百年来有关中国宪法学的文献量较大（据何勤华教授统计[⑦]，仅1949年以前译著、专著、教材就有1100余种），仅凭研究者个人的阅读和记忆，难以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所以我尝试对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的话语进行计量分析，希望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关键词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从而摆脱研究观念起源和演化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的困境。[⑧]

　　正如陈平原先生近期的研究所表明的，对于“关键词”的引介蕴涵了两种不太相同的目标：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近年来我国出版、发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关键词研究的著作、论文。但在学术思路上“关键词研究”并非天降神兵，近可以追溯到瑞查兹和燕卜荪教授及受教于二位的朱自清和闻一多两先生，远可以追溯到清儒训诂学派。陈先生认为观念史研究与关键词研究有很大关系，通过辨析“新言语”之输入来探究“新思想”的扩展，通过观察外来语的历程了解思想历程。通过对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名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借鉴，他提出了思想史及学术史、文化史学者的介入使得相关研究获得更广阔的视野。[⑨]

　　当然，不能孤立的研究话语，还要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

　　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曾将影响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因素简单概括为话语、变迁、结构。[⑩]应当把话语放置在变迁、结构中去整体性考察，特别注意三者的互相作用。通常的分析方法是对一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做出解读，从中找出这些话语或话语式行为与该社会所存在的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就反过来论断这一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是这些文化或意识形态决定的。这种思维把话语或文化看作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而忽视了人对话语或文化的创造作用。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的难点，在于对材料的搜集与选择，更在于对材料的解读与分析，只有结合背景，才能洞察文本。不熟悉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就无法了解每个时代，学者在著作背后想表达的真实情感。中国近代面临着“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危机。西方宪政与民主理念能否成为一个新的“道统”，指引中国人的社会秩序重建？如果说“生产一种人文知识就是策划一种生活”[11]，那么当宪政与民主作为知识引入中国后，这种知识能否成就中国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魏敦友教授所强调的，当“家天下”时代过去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是在社会秩序重构的背景之下重新解释、理解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等西方泊来话语的中国意义问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