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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高司法机关一级，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2月连续发布《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了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原则、程序和方式。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公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规定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条件，同时“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未成年罪犯，应当宣告缓刑。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但通过对和解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的确认，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实践提供了“准立法”层次的权威依据。

　　实践中，各地试点也积极展开。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上海市各基层检察机关共在32件未成年人案件中运用刑事和解，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1人。[1] 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已对500余名轻伤害案件嫌疑人在刑事和解基础上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2]，其中当然包含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锡市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两年来，教育挽救未成年人41人。[3]

　　2、地方特色显著

　　试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地域非常之广，如图-1显示，从发达的东部，到崛起的中部，再到相对不发达的西部，都有刑事和解制度和实践的展开，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

　　图1 我国实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地理区域分布

　　尽管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出台了相关文件，但总体上较抽象、原则，且不具有强制性，加上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及认识水平的不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缺乏统一，体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征，主要以县、市两级为试点区域。如图-2所示，县、市两级地区的试点占了81%。只有9个省级政法机关制定了统一的文件，即使在这些地区，下级政法机关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规定。

　　图2 我国实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行政区域分布

　　3．多样化的规范制定/实施主体与检察机关的突出作用

　　从现有情况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规范的制定主体一般就是实施主体。[⑤]此方面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制定/实施主体覆盖全部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作用较为突出。如表-2所示，56个未成年刑事和解项目中，有的由政法委制定，有的由公、检、法机关自行制定并实施，还有由公、检、法、司联合制定并实施。在多样化的制定/实施主体中，检察机关似乎最为积极。在全部项目中，检察机关自行制定并实施的有33个，联合其他司法机关制定并实施的有14个，共计47个，占全部项目的83．9%。

　　表2　相关主体制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规范数量（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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