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对于客观情形的衡量，行政机构仍可能滥用权力，因而法院仍然需要提供一定程度的司法控制。在1965年的一个案例中，[17] 法国玉米（maize）丰收后，德国进口商要求把进口量提高往年进口量的10%以内。德国政府部门要求禁止，且欧委会以进口增幅将导致市场“严重波动”为由同意了德国政府的要求。欧洲法院注意到经济共同体条约并没有类似于煤钢条约第33条对司法审查的限制，因而独立分析了经济数据，认为即使玉米在德国低价销售，也不会引起欧委会所宣称的“严重波动”，因而撤消了欧委会的决定。在本案，欧委会所考虑的并不是市场波动，而主要是剥夺进口商赢取暴利，但这并不是条约授权欧委会考虑的因素之一。
在1971年的案例中，[18] 总辩护官指出，共同体条约第{226}条授予欧委会以广泛的估量权，但欧委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构仍然可以审查3类错误：首先，法院可以审查欧委会的实质性事实错误。其次，法院可以纠正欧委会在估量过程中的“明显错误”。最后，如果对维护共同市场秩序存在着“明显充分的救济”，且这类救济比欧委会的措施对共同市场规则的偏离更小，那么法院可以撤消欧委会的措施。
在1973年的案例中，[19] 欧委会在经过权衡之后中止了对原告的资助。欧洲法院指出，欧委会在资助数额的确定中享有“显著的衡量自由”。“在审查这类自由之行使时，法院不能用自己对事物的衡量去替代权能机构，而必须把自己限于审查权衡机构的衡量是否含有明显（patent）错误或构成滥用权力。”欧洲法院在1978年的案例中进一步指出，[20] 如果欧委会明显超越了估量权的范围与极限，那么其决定将被撤消。这使得经济共同体条约和煤钢条约的审查标准十分相似。
四、结论
本文的讨论显示，欧洲法院通过判例所发展的“法律普遍原则”已经成为制约共同体公权力的最重要依据。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以成文法为特征的欧洲大陆国家，这些起源于判例法的原则甚至比成文法更为重要。事实上，从欧洲法院有关审查标准的判例看来，欧洲行政法的司法成分一点也不少于美国为首的普通法国家。这或许反映了两大法系日益融合的大趋势，[21] 但是欧洲行政法注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而建立在“法律普遍原则”之上的庞大判例体系堪称欧洲特色中最引人注目的明珠。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
【注释】 Arthur von Mehren and James Gordley， The Civil Law System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7)， p. 130.
von Mehren and Gordley， The Civil Law System， pp. 458-459.
John Bell， 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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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 73.
Ibid.， p. 82.
Mills v. Investment Bank， Case 110/75， E.C.R.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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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ax Graanhandel B.V. v. Commission， Case 64/82， E.C.R. 1359.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pp. 74-75.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p.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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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ke， Case 136/77， ECR 1245.
参见J.H. Merryman，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2nd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