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段时间一直关心中国农村治理和农村建设问题，我觉得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所有听闻了媒体披露的农村消息的人，所有看了《中国农民调查》这本可能还不算太过写实的书的人，都会有一种持久的悲哀和愧疚感。我原本认为，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受益的，是相对合理的，即使有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当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杭州的一起飙车肇事事故时，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杭州，这个被认为是比较“和谐”的城市（我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当这件事情发生后，也许我们该思考怎么享受“品质生活”了。

　　肇事者是嚣张的，但我希望指出的，是什么令他如此肆无忌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在其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所有的问题都是双向（或多向）的，关键不是谁侵害了谁，而是允许谁侵害，谁应该为侵害负责。如果放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我们是不是与肇事者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过往的行为是不是为这样的悲剧发生埋下伏笔。

　　我国法学界多年前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走向权利的时代》。很多人（包括大多数法学人）都非常简单的把权利视为一个先验的，纯粹好的东西。而我所强调的，是处于权利的时代的人们一项最重要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无论是根据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亦或是经验的直觉，都可以明确的一件事情是，所有的社会主体都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都有获取自我利益的潜在动力，都会自然而然地依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依此，政府部门、既得利益团体等等也是这样。给予公民以广泛的权利并倾注大量社会资源来确保权利的有效实现，在很多时候是不符合政府利益的，对既得利益团体来说更是这样。政府的利益是，能够维持基本社会稳定，保证精英团体的支持，拥有畅通的收税渠道，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些与权利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于公民来说，要获取权利就要通过自身努力和斗争来实现。我们的这些市民，是不具备西方历史学意义上的那种“市民伦理”的，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一种“小农伦理”，也就是对“清官”或者“明君”的期待，依然是那种历史课本中频繁出现的“对统治者抱有幻想”。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希望上台的领导人能够既有能力又清廉勤政，但自己却从来没有认为谁上台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去以及能够去参与和改变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从来都是一种消极等待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