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证明责任是就案件实体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程序问题上，如被害人要求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回避，是否也要求被害人履行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呢。对此，笔者认为，法律并未规定被害人行使这类程序权利时应当提供证据的责任，而被害人行使权利时只需提出主张并附理由，不是必须提供证据支持。这是为了有利于其程序权利的实现。相应被告人行使类似权利时也没有附加其证据上的义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等、协调。
【作者简介】
龙宗智（1954—），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注释】
1883年格拉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即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而后德国学者基本上都采用或容忍了这种证明责任的划分方式。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
有的译为“举证责任”。本人倾向于使用“提出证据的责任”，因为在中国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举证责任”常用来表示“证明责任”，即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美国法中，“提出证据的责任”只是证明责任的部分内容。在美国证据法学中，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不是种属关系，三个词是“三个相互独立且相互区别的概念”。译例与三个词的关系，见：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312．
黄维智博士认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是相互独立的责任，存在7点区别：针对职能不同；发生时间不同；实际后果不同；设置目的不同；检验标准不同；转移与否不同，以及证明标准不同。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5
由于英美的对抗制诉讼更具有法庭中心的特点，因此证明责任概念以法庭为面向更加勿庸置疑。如在英国法的词典中，证明责任被界定为“证明在法庭上主张的事项是真实的义务”（duly to prove that 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alleged in court is true）。引自（英）P．H．科林．英汉双解法律词典（M）．陈庆柏，王景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67．
笔者曾就我国刑事诉讼的“超职权主义”做过分析，如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庭审制度（J）．中国法学，1998（4）．
然而也不宜认为中国检察官权能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中国特有的政党直接实施领导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强大影响，检察机关与检察官员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其行为应当“服务大局”，因此其客观义务是受到政治方面强力制约的客观义务。
【参考文献】{1}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J）．环球法律评论，2007（3）：37—43．
{2}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泽丛，1980（2）：49—52．
{3}龙宗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制度评析（J）．法学，2001（4）：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