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优先保护是刑法的首要任务，法律无须过多考虑保护私人权益，而人们则更缺乏自我保护权利的意识。在此背景下制定的1979刑法，完全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多种利益的存在决定了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而最根本的利益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强调刑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保护机能的弱化；突出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权利保障机能的弱化[4]。在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两个保护对象的冲突中，刑法不能仅强调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即便不能保持绝对的平衡，但也不应当失去相对的平衡。于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91条增加两个罪名的起因，似乎隐现了罪刑不法定。

　　（二）我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权利漠视显现

　　当社会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时，刑法就有存在的理由。而国家制定刑法的动机，也是保护被侵害的利益。可是现实社会并不尽然，有时有了刑法的规定，却又背离了制定刑法的目的（反到侵犯了公民个人的权利）。即：罪刑法定背后权力“病理”依然产生。产生的根源是：国家对公民应有权利的忽视。这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有所体现。

　　（一）就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公共法益类犯罪来说，制作、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的犯罪中，当事人行为动机、目的各有不同，或为名或为利，或本身心理存在病态。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该类犯罪做出必要的界定，因为这类犯罪与侵害生命型或伤害型犯罪具有本质区别。刑法保护公共法益的最终目的，仍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此类罪中侧重保护的是那些不想看却又被迫看到的，或者是未成年人的利益，如果把淫秽物品给不想看的人或未成年人看，显然侵害了法益，刑法应予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