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利是被承认的意志或被保护的利益及其法律理由

　　现象的法律性质，不是用感官可以触摸到的。例如，个人对于有权或无权拥有物品不是被感知的，而是对于这一物品的陈述。拥有这一物品的前提是预定一个关于所有权一般规范的存在（法律上的规定），才有进一步价值判断可能。而且，这种价值判断的权利，不是以概括的权利为根据抽象化的结果。因为，权利不是可用感官可感知的，不能像具体有形物一样，可通过感知抽象化。那么，我们就要预定一个一般规范，确定一个法律权利，这就是法律规则。于是先有法律再有法律权利，法律权利应该是一个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如同德恩堡认为：“要想成为法律权利首先要有法律秩序的保证———法律在权利之前或与权利并存”。.但何为法律权利、何为法律义务，理由是什么呢？让一个人负有对另一个人的义务，作为法律规范，并不一定后者对前者具有法律权利。例如，刑法规定，人人负有不得杀害他人的义务，但并不存在这一规定，每一个人有不被杀害的法律权利。个人权利作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或承认的意志的实质权力在于：法律秩序赋予个人意志，表示以该意志旨在达到的效果。如，契约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关于一定行为的协定。这种协定的权利是两个人的协定，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意思生成（民事）。如果“契约”当事人一方（国家），所具有权利是一个“意志”，那么这种“契约”是一种意志以外的另一“意志”，即：刑法上的国家单方意志。这种单方意志来源哪里，仍需要进一步溯源。

　　（2）权利（刑罚）的最终来源

　　上述权利应该说来源于个人欲求，来自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与国家一切权利，来自人民的基本原理类似，刑罚权不是国家固有之物，而是国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将自己的部分权利奉献出来组成公权力，并要求公权力来保护私人权益免遭犯罪的侵害。因此，刑法上这种公权力的适用，应当是对一切侵害、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施加刑罚，以保护国民个人的权利，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但是在法律环境下的每一个个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人，其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社会利益、社会秩序之中，个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无时不交织在一起。因此，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奉献而建立起来的公权力，不仅应当对每个个体的利益予以保护，同样还必须对社会的群体、群体的利益、社会的秩序进行保护。可以说，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都是刑法应有的内容，两者不应当存在或高或低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