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的行政法著作有：杨建顺：《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人大出版社；刘善春、吴平：《卫生行政法研究》，北大出版社；王丛虎：《行政主体问题研究》，北大出版社；王天星：《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德］沃尔夫等：《行政法》（第3卷），商务印书馆；孙丽岩：《授益行政行为研究》，法律出版社；邓剑光、黎军等：《法治政府视野下的行政行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锡锌：《行政程序法理论与制度研究》；《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民主法制出版社等。
二、行政法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探索
有学者提出，公法研究范式由一个被假定为有解的公法学难题、一群持有相同学术见解的公法学人、一套获得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一个或一些得到广泛模仿的代表性范例这四种基本元素共同构成；公法研究范式的确立因遭遇全新公法难题而起，这是一个代表人物全力倡导与其他学者积极响应的过程，往往以权威教科书的问世作为确立标志；为了“追赶”公法实践，公法研究范式需要无休止的变迁，其方式或者是温和的自我修正，或者是“革命性”的转换。[1]
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当重新塑造行政主体理论，特别应当采用公法人概念。在法人一般理论上，则应当修正法人的一般定义，并且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规定公法人问题。国家机关不应当具有法人和行政主体地位，国家才是法人和行政主体。[2]有民法学者对事业单位的源流以及实际运行进行考察，提出事业单位法人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公立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应该遵循公权力运行的机制，而不是民法。事业单位进行的改革必须区别对待，分类治理。[3]
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展示了行政权与物权的多重复杂关系，如物权排斥行政权、行政权确认物权、行政权保护物权、行政权消灭物权、行政权填补物权损失、行政权限制物权、行政权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行政权创设物权、行政权指导物权行使等，有必要对物权的自治和他律的关系；行政权创设物权和行政权直接促进社会财富增加；行政许可中特许的物权化等问题中反映的行政权与物权之间保护、促进、创造等关系的界限以及边缘进行确认。[4]有学者提出，物权法中涉及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涉及到公权力的干预基础的讨论；行政私法的内容与“公法遁入私法”现象相关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于财产的支配与间接国家行政相连；公民在物上的权利实际上为典型的主观公权利；特别牺牲和唇齿条款是征收征用补偿的前提条件；不动产登记行为显示的是公权力的介入；物权法缺乏对于行政公产使用的规定成为最大的遗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