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现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为了实现全社会公共利益，就需要对私法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因此，各国法律都普遍确立了这样的一项原则或制度，即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苏俄民法典》第49条规定：“实施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41]我国《民法通则》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5条把“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第58条则明确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第150条规定：“按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等。

　　小结：总之，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不赞同那种传统的观念，即“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确认个人的私权并保证私权的实现。”[42]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放弃私法领地的自治权，而是有限的承认公权力干预的合理性、合法性。或许前述三种公权力干预的合理事由不够完全，但除非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否则，不应给公权力干预开放更大的空间，毕竟中国当前还处在一个呼唤权利的时代。[43]因此，法律对契约干预应当保持谨慎性和合法性。

　　第三节　法律干预的主要途径

　　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法律规范，干预契约自由，是市场条件下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体现。法律干预契约自由的途径主要有：

　　一、制定法律性限制规范

　　制定法律上的具体规范，对缔结契约加以监督或干预，防止一方当事人滥用契约自由。具体包括：

　　（一）对缔约自由的限制。即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有义务订立某些合同，或者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而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它包括强制要约和强制承诺。强制要约，是指在某些类型的交易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必须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相对人发出要约，一旦相对人做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例如依照法律对机动车所有人、驾驶员等人员的强制保险义务的规定，此类人员即有义务向保险公司发出要约以订立相应的保险合同。强制承诺，是指在某些交易中，一方当事人负有接受相对人的要约而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例如公路、铁路、航空、电信、煤气、自来水等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业，即负有应消费者的请求而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

　　（二）选择相对人之自由的限制。在强制缔约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自由受到限制的同时，往往也失去了选择相对人的自由。不过，当事人保有缔约自由但失去选择相对人的自由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续订土地或商业租赁合同，或出卖附有优先购买权的标的物时，出租人或卖方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即受到了限制。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反歧视原则，禁止个人或企业基于对方的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信仰乃至性取向、身体状况等个人特征而拒绝与之缔约，由此构成对选择相对人自由的限制。如果拒绝订立，法院将发出禁令或判决赔偿金。例如，英国性别歧视法(1975年) ，种族关系法(1976年)，房屋租赁法(1977年)，日本借地法等。

　　（三）对契约内容的限制。比如制定保护劳工规范，制定消费者保护法，加强治理经济环境立法，对合同方式自由做出限制。扶持经济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弱者运用集体契约的办法维护契约权利。我国劳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很多强制性的规定。在劳动者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劳动法》对劳动契约中对劳动者有实质性影响的内容，如契约的缔结、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及劳动保障等作了强制性规定。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体现出对传统契约的干预，以消除消费者与商品经营者之间所存在的实质差距，保护消费者作为缔约一方的利益。“这些新的法律在其适用的范围内，以其强制性规范不容置疑的改变了合同的传统概念，促进了合同制度的某些基本组成部分的发展变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