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政策上的要式性。

　　这一特征不可或缺。现实生活中有两类人，他们的行为是否纳入商行为的范畴，从而使他们获得商人的名分值得讨论，并需要通过这第三个特征予以界定。

　　第一类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34]，如开私人诊所的医生，私立学校，以及律师、会计师等。在现代社会，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营利目的性和营业性，但该行为是否是商行为呢？

　　第二类是路边卖水果或卖点心的小摊贩。他们是坐商，就一直坐在某处定点销售[35]，符合营业性的要求，也具有营利的目的，他们的行为是否是商行为呢？

　　笔者认为，所谓法政策上的要式性，其要式，主要但不限于商事登记（在中国，应该是去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易言之，只有立法者通过政策考量，认为某些行为在得到法律肯定之前需具备一定形式，其才可能是商行为。

　　用“法政策”这一概念，是因为在实质意义上，行为需要具备某种形式的规定最终出自立法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并形成政策上的考量。比如，对于第一类人，如果把私人诊所中的医生、私立学校中的老师的行为在法律上也视为商行为，笔者觉得超出了当下一般人的法律认识甚至法律感情，并不妥当。同时，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商行为，需要适用外观主义、沉默效力的特别推定等规定，这对他们而言也未必公平合理。从比较法上看，德国商法上的商行为要求有关行为属于经营商事营业[36]，而对于营业的界定，则排除了艺术或科学活动，或其成果主要与人身有关的自由职业，一系列自由职业已经法律明确宣布不属于营业——包括律师、公证人、审计师、税务顾问、医生和牙医[37]。所以，第一类人的行为不宜属于商行为，其在做出之前无须通过商事性质的登记。而对于第二类人，法政策上的考量是，这些小摊贩的行为有没有必要被界定为商行为，从而使他们获取商人的名分，由商法对此去调整？这仍然涉及前文所说的商法效率价值对商行为内涵界定的指导。对于小摊贩来说，一般情况下，他的每一笔交易是面对面以讨价还价方式促成的，而且每一笔交易的标的额很小，因此可以认为交易模式简单，交易关系直接，交易安全一般也能很容易地得到保障，故对他们适用商法的特别制度规定，课以商法上的特别要求和责任没有依据，仅仅通过民法中的合同法、侵权法调整已能胜任，故在政策考量上，把他们的行为视为商行为没有必要，我们无须勒令每个小商贩去做商事登记（事实上也难以做到）——其实自由市场竞争的力量足以规制他们诚信买卖，否则在其他小摊贩面前，他们根本难以立足，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的，何必立法者用手强行规制呢，笔者看来，这有劳师动众之嫌，我们在尊重政府规制力量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市场的力量——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商行为，他们就是一般的民事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