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先规定商行为，在界定其内涵时就不应该再包括对商人性或主体性的描述。

　　二，商法价值对商行为内涵界定的指导

　　商法和民法都属于私法，都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财产关系。那么在民法存在的情形下，仍需要商法，其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商法所追求的价值和民法大异其趣。由于“商”的第一要义是“贩卖货物”[18]，贩卖的目的显然是追逐营利，故商事关系始终和“营利”联系在一起。于是，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商法[19]在营利这一目的的指导下，其价值倾向显然就更为追求效率，促进交易的迅捷和灵活，同时保障交易的安全[20]；而民法则主要追求交易主体双方之间的平等或公平。

　　在商法侧重效率的价值理念下，其必然会在制度上有所新的、不同于民法的建构，以保障其效率目标的实现。一般认为，商法促进交易迅捷的例子有：（1）定型化契约（格式合同）的承认；（2）权利证券化（如股票、债券、提单、仓单、票据等），便于流通和迅速转让；（3）短期时效制度[21]；（4）对保证、债务承认或债务约定的不要式（德国法上）[22]；（5）隐名代理（商事代理的代理人可以不表明为被代理人所为，其行为也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6）为担保商行为债权而设定的质权可以不适用流质禁止；（7）商事留置权人可以留置其占有的债务人的所有动产，即可以留置因“无关债权”占有的物；（8）沉默效力的特别推定，商人对要约的沉默视为承诺；（9）商事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10）贷款为商行为的，即使未约定，也可以请求利息[23]等。

　　而商法规范保障交易安全的例子有：（1）合同义务人如系商事主体从事营业，即使双方未约定佣金，义务人也有权要求对方支付；（2）商事代理中，被代理人（本人）死亡不影响代理关系的存续[24]；（3）在意思表示上，商法规范强调“外观主义”，更重表示行为，而非内心意思，在各国商法上，关于不实登记的责任、商号借用的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合伙人、表见代表董事的责任、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和无因性、背书连续的权利证明效力等，都是采取权利“外观主义”的结果；（4）商事帐簿制度；（5）证券信息公开、信息披露制度；（6）破产制度；（7）保险制度[25]等。

　　其实，上述商法制度对于促进交易迅捷和保障交易安全是相互辩证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商事留置对于留置物无须债权债务上的牵连关系，这使得债权人可以更迅捷地实现自己的债权，体现了效率的一面；但同时站在债权人的角度，他实现了债权，也就保障了他的交易安全，这样他也才会对宏观秩序上的交易安全有信心，并继续下一个交易，由此商事活动才可能得以繁荣。故简而言之，商法追求效率的价值倾向体现于它各个方面的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