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些，是因为我背对了那些喧闹的场面，我的眼前是悠悠马莲河，和对岸咸阳地界上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这依旧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创造了奇迹的古老土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大一统在这里完成，而同样在此地象征着秦帝国辉煌与堕落的阿房宫却被焚毁，今人看来，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权者不会运用法律，只将法律作为其严酷政治统治的利器而非社会改良与政策制定的有效工具；汉承秦制之后，这里又成为了新帝国崛起的中心地带，那是一个宣扬以儒为法的时代，但他们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几百年前韩非子的那句警世名言：“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所以“儒以文乱法”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统治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恶习。而最早看穿这一恶习的，除了韩非子，还有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最后写道：“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道德观是极为宽广的，法也可以成为道德演变历程之中的一种形态，这种道德的最高形态与伦理、学术以及社会规范无关，而成为人体认自然、感悟天地万物的一种能力，它降临人世间既可以内化为人自身之德，又可以外化为法律、社会规范等可遵循之规律。一言以蔽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德。因此，中国古代从来不缺法律，也从来不缺少道德。只凭这一点，中华法系已完全不弱于世界历史上任何法系，中华法系对塑造中国文化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可限量的。

　　后来，这里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从宋与西夏的对峙到封建王朝最后的家族，这里演绎过多少政治人物的兴衰成败？秦川历历，芳草萋萋，面对着眼前这辽阔的山川河流，我真正体悟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强盛乃在于人心的凝聚，山川和河流中的那种生生不息在告诉我：每个时代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伟大的一生，以自己的胸怀包容一切，沉着地面对历史。而我虽然也在面对，不过在我身后，却另是一番情景了。

　　转过身来，场面依然很喧闹。群众当中，扶老携幼者比比皆是，他们的职业只有两种，农民或者农民工。而“中国制造”这一世界品牌的巨大影响力，恰好是在这种尴尬的选择中完成的，改革开放最有力的贡献者回到当地，却成为了社会上层所隔离的对象，他们如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来完成自己对于强大政治的逃离，选择一种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在多种可能性的思考结束之后，我得出了比较悲观的答案，那就是人不可能逃离社会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一如今天的仪式，当地群众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过早的看透了对于人生的期望，注定成为了政治的观看者而非参与者，然而这一“观看”行为本身却是对现代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模式的默认，同时也默认了生活于其中的自己那世世代代被土地所羁绊的命运：农民究竟还是农民，就算你进城打工，人们也只会把你叫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一念至此，我突发奇想：在这观看的人群当中，会不会也有项羽一样的豪杰，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内心呼喊呢？“取而代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词语，也是最具血腥的一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