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刑事谅解程序中，我们还可以考虑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谅解实践经验，将被害人以外的社区代表、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纳入刑事谅解程序。不过，在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以及其他针对不特定人实施的犯罪中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是否有资格与被追诉人展开协商和订立谅解协议，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公诉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展开的对话和协商活动中，被追诉人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公诉机关拟订的和解方案。所以，刑事和解的协商程序只不过是一个让被追诉人表明是否接受包括刑事责任的替代解决方案、对被害人的补偿方案以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方案在内的刑事和解方案的程序。当然，在此过程中，被追诉人对和解方案提出修改意见的，公诉机关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被追诉人接受了和解方案，公诉机关应当要求被追诉人履行方案所确定的义务，并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和解方案的全部内容应当写入不起诉决定书，以便作为公诉机关在被追诉人违反和解协议的情况下重新发动公诉的依据。
可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而对被追诉人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本质上是一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其所附的条件便是被追诉人认真履行刑事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而一旦被追诉人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相关义务，公诉机关有权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重新提起公诉。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还有赖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
* 本文为卞建林教授主持的北京市教委产学研合作项目“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12202）。
如未特别指明，本文所称“刑事和解”均指公诉领域的刑事和解而言。
陈兴良著：《
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1－212页。
青山善充、伊藤真：《
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第260页。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汪建成、祁建建：《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陈卫东：《谈谈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行和解》，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被害人与犯罪人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中采用了“犯罪人”（offender）的表述，而没有采用“被追诉人”（accused， defendant）的表述，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并非在诉讼程序意义上使用。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罗结珍：《法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罗结珍：《法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
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罗伯特·E·司各特、咸廉姆·J·斯汤兹：《作为合同的辩诉交易》，载江礼华、杨诚主编：《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马静华、罗宁：《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Gordon Bazemore and Mark Umbreit， A Comparison of Four Restorative Conferencing Models， Juvenile Justice Bulletin 200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制定的《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试行）》被认为是国内最早规定刑事谅解程序的规范性文件，然而，该文件并没有采用“刑事和解”的提法。直到后来“刑事和解”一词被“约定俗成”地用来描述这一实践活动之后，才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以“刑事和解”命名的规范性文件，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1月出台的《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
《日本
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Gehm， John R.，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 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1(1)， 1998.
Gehm， John R.，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 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1(1)， 1998.
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Gordon Bazemore and Mark Umbreit， A Comparison of Four Restorative Conferencing Models， Juvenile Justice Bulletin 200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232页。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封利强：《我国刑事和解的困境与出路——以基层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载卞建林主编：《诉讼法学研究》第1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