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论以外，伊西多尔还参与法律实务，他为西哥特王国进行了大量的立法；体现在《厄维哥法典》（the code of Ervig，681）中的国王几乎完全脱离了其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起源（即，国王是受宪法限制的这一日耳曼的原初观念），法律中蕴涵的理论坦白地认为王权来自神授。但是，这一点并不是统治者专断权力的正当理由；恰恰相反，上帝命令国王统治人民是为了疗救人类罪恶的堕落，统治的目的在于改善因人们拒绝神圣的法而处的悲惨的境遇。换言之，正如瑞卡德（Reccard, 586-601年在位）国王所说的那样，万能的上帝授予他王权是为了照看人民的利益（“pro utilitatibus populorum”），或者，像厄维哥皇帝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拯救他的国家和臣民（“ad salvationem terrae et sublevationem plebium”）。公共福利（包括灵魂的救赎）是政府和国王存在的首要目的，这一论调频繁出现在西哥特的法律中。

　　二、对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未作文字交待

　　该书第277页介绍了赠与教会财产问题，却忽略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法律渊源——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信托立法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制度。但现代信托法则起源于英国衡平法上的“用益权”（use）制度。正如李秀清在该页中所介绍的：“因基督教因素的渗入，广泛宣扬‘施舍将有好报’的观念”，日耳曼的“国王或其他信教者常赠与教会组织以财产”。 11世纪的英国（英国人和德国人统属日耳曼民族），当时法律也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规定对教会不征税，这就使得宗教信徒更是经常把土地等财产捐赠给教会。这样便使得土地大量成为教会财产而影响封建领主的利益。到了12世纪末叶，英王亨利三世就颁布“没收法”，规定谁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就予以没收。为规避土地没收法和逃避封建税费，土地捐赠人就把土地委托给别人使用，土地的收益则归教会。这样，土地捐赠者就成为委托人，受托管理和使用土地的人就成为受托人，教会则成为受益人。这种做法就称为“尤斯制”。这种做法不为普通法院所承认，但却受到衡平法院的保护。英国衡平法院在解释1535年议会颁布实施的《用益权法》时保留了受让人对不动产负有作为义务的用益权（即主动用益权），将其改称为“信托”。信托制度到19世纪成为英美法系的一大特色，20世纪初也为一些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日耳曼法系）国家所引进(参见《金融法》，强力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