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为“众法之母”，建立法律上之基本概念、体系构造及利益衡量、价值判断之思考方法。（王泽鉴语）其中，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构成人之三大法律能力。前者表彰人之尊严与主体地位，中者表彰弱智保护之民法人性，后者则表彰民事责任承担理性。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荣登民事主体之座，二者亦有此三大能力之构造，所不同者，乃受律令、性质及行为代表制度之限制而已。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各具其义，并受一国民事立法制约、类型化或于民事司法中个案处断，如台湾地区民法规定责任能力以行为时有无识别能力评判，以于个案中具体确认侵权能力或债之不履行能力。如此等等，即所谓民法上之能力制度。

　　现代法治承认人之主体地位，设计权利能力制度，宣告民法以人为本之显著伦理性。人者皆有权利能力，有权利能力者皆为人。所谓胎儿亦有权利能力之承认，因以出生非死产者为限，故此类规定不违权利能力之上述通则。法理上所谓权利能力可延伸至死者之说，显属荒谬，不足构成通则之碍；责任能力因个案千差万别，需仰仗司法官具体解剖断定，非属立法技术处置重点。由是观之，权利能力偏于基本伦理价值之宣告，责任能力偏于行为实践之经验，唯行为能力之立法处置最惹注意，其规则亦相对最为富足。此外，团体较之个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多以其营业与事业范围厘定，且对突破者持宽容态度为立法之趋势，其责任能力则如前文所言受代表制度约束，若行为人执行职务时有代表权且符合一般侵权之构成，则成立团体之侵权责任能力。鉴于此，本文于自然人行为能力处着力，尝试探求能力制度于民法上之处理原则及于商法上之处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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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求能力制度之商法处理特性，需先观民法上自然人之能力制度设计初衷。民法为人法、权利法，所有规则之技术安排，无不考量人及人之权利保护。同时，民法伦理色彩浓郁，博爱精神洋溢于规则条文，对弱势者投放以倾斜关怀。以无能力人为例，民法确立显著价值观，对行为能力欠缺者保护，即对未成年人与神智不健全者保护之原则。此原则之伦理基础在于，行为能力欠缺者，于现实法律生活中单独实施行为难免会遭遇诸多风险，毕竟厚颜无耻或寡廉鲜耻之逐利者，成为行为能力欠缺者之交易伙伴时，会霸道行事，扬其强势之威，欺对方弱势之位。缘此，民法均有普世规定，即能力欠缺者须由能力健全者助理行事。若能力欠缺者单独从事民事活动如订立损害其自身利益之契约，则可能发生无效之后果，以便恢复利益原状。中国《民法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之未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之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不满十周岁之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相应者，不能辨认自己行为之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之精神病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之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