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再论法律规避》，在韦伯的文化多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多元理论，并借助这一概念，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法律规避现象。通过“私了”案的分析，作者指出：法律规避，是人们在法律多元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自己规范的一种理性行为。有时，法律规避可能还会产生制度创新。而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有具有相互沟通、理解、合作的关系（但国家法更应作出妥协），要学会保持一定的张力。在规避不可避免的情形下，要保持国家法的权威和实施力度，以使国家法向人们渗透，形成全国大致同一的法律。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强调中国的法制建设不仅要注意法律的制定，更应当关注法律文化的建设，即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文化向“形式理性”转变。“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一口号，可能导致我们盲目加强法律的移植。该文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法律文化的建设是一种漫长的、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可能这才是支持“本土资源”的重要论断吧。同样，《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的核心观点：预防犯罪，也许最重要的是要渐进地推进时常经济的变革，保护社会中已经形成的某些秩序。而《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其实借用经济学分析传达这样观点：立法应当适应市场的需要。

　　二

　　在绝大多数的书评中，都会有评论所涉书籍的理论贡献。那什么是《法治》的贡献呢？

　　笔者认为，《法治》一书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这一核心概念。“本土资源”可以说是贯穿于该书第一编始终的概念，并且其也不同面貌出现。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它以“正形成的新习惯和传统”出现；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在论法律规避》，它以多元的法律的概念出现；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它以非正式规则的概念出现。总之，作者没有给“本土资源”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读者仍然能大致了解其大致的内涵。“本土资源”是作者所认为的通向现代法治所借用的重要工具。借助“本土资源”，我们将发现一些社用中国的、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规范性秩序，减少法律施行中的成本。

　　此外，法律多元的理论，有助于打破同意的法律模式的观念和世界单线进化的观念。《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提醒我们“大写的真理有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话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与它”。

　　同时《法治》又带给法律人一种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以及建设中国法制的自觉。这种文化上的自信，这种方法上的自觉，使得我们在面对法律移植时保持冷静和谨慎（但绝非保守），使得我们在面对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时保持敏感。否则我们又会重走100多年前的变法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