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利于政府收集价格决策的信息，保证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执行。政府制定价格一般是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这些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关系着社会日常的生产生活，与普通大众的利益密切，对整个社会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经纪人追去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经营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甚至包括政府本身在内）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合理的代表选择机制能选出各方最佳的利益代表者，在价格听证中，使各方利益得到充分的阐明和抒发，经过代表者的参与和各方利益的博弈，使得政府在价格决策时充分听取和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收集各方面的决策信息，促使政府进行正确的价格决策，提高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客观上起到了减少价格调整震荡的效果，也有利于价格决策的实施和执行[17]。

　　第三，有利于实现社会多元利益得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各方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利益平衡和兼顾变得困难，参与式民主通过广泛地参与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通过听证代表的选择机制，选择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方代表，把各方的利益诉求带进了听证会，各方利益代表在这个听证会的机制内， 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对峙，各方相互的质疑和不断的交涉等方式，来协调和兼顾各方的利益，政府在价格决策时可以形成便于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接受的价格，可以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需求。

　　第四，有利于提高公共参与意识和法治民主化水平。听证代表的选择本身就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一种代表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价格听证代表，通过各种方式和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交流和沟通，能保证把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听证会上。参与听证过程同时也是听证代表（不限于代表、还包括普通公众）了解和学习价格法律法规的过程， 它是一种很好的微观民主的运作方式，提高公民民主参与的能力和意识，通过听证代表、新闻媒体的辐射作用，还能取得较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二）现行价格听证代表选择存在的问题

　　价格听证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实现政府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性，从20世纪90年代听证的引入，价格听证制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听证也由此走进了公众的生活，在政府价格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起到了一定改善政府决策的效果。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传统命令—服从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听证代表人的产生机制存在诸多缺陷，使得各方对听证会都敷衍了事，听证会变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价格听证代表的选择程序不够公开，政府主导代表选择现象严重，听证代表缺乏代表性。价格听证目的就是吸引公共参与价格决策，政府价格决策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 每人都参与听证是不现实的， 听证代表的产生就非常关键。对于价格听证代表的选择机制，《价格法》中没有做任何具体的规定，其具体的实施都是通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制定的部门规章来规定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2日发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内容，合理安排听证会代表的人数及构成”。2002年11月22日颁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10条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的听证会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产生。” 2008年10月22日发布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10条规定“（一）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二）经营者、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方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行业组织、政府主管部门推荐；（三）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可见在价格听证代表的选择中，代表往往是通过自愿报名或相关团体推选或者政府聘请的方式产生，2001年和2002年的办法规定的比较简陋，2008年的办法对该问题规定的相对详细，而且区分了不同的代表采取不同的选择方式，但是仍然对代表的公开选择程序规定不够，不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消费者代表是政府委托消费者组织和其他其群众组织推荐产生，而不是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委托，无法保证其选择代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实践中，消费者协会也未在消费者群体内公开选拔代表人的信息， 而是直接指定某人[18]，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通常会选择“近亲”代表、“听话”代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采取这种方式遴选出来的听证代表，公众并没有参与到代表的选择中来，很难真正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使得听证会多半流于形式，2002 年1 月上演的铁路客运列车调价听证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