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无知”通常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全不知道、根本不具备既有的知识。“你连地球都不知道！真是无知！”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姑且称其为“A无知”）。二是一知半解、但有知识上的错误。“噢，你原来是知道地球的。可你怎么会认为地球是方的呢！真是无知！”则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言说（姑且称其为“B无知”）。当然，假如对乙肝是完全的“A无知”，不知道它是一种病毒，不知道它是一种传染病毒，那么，很有可能“无知者无畏”，就不会对携带者存有任何歧视了。所以，“乙肝无知论”所指责的公众无知，应该是在那种知道乙肝病毒传染性基础上对乙肝有不少误解的知识状态，是在“B无知”意义上的，这从上面对该论的介绍可以窥知。
然而，“乙肝无知论”毕竟是在拿经过调查获得的普通国人认知水平与医学知识进行比照后得出结论的，它忽视了医学知识本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涉及到“无知”的第三种意义，即并未形成确定的、可靠的知识。“不知道宇宙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一意义上的无知（姑且称其为“C无知”）。这种无知与前两类无知的差别在于：前两类无知都预设了存在一种比较确定的、可靠的知识，“无知者”或者根本不具备这个知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而有错误；而“C无知”则是超出了人类既有知识之外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知”。
与乙肝歧视可能存在密切关联的，恰恰是人类在治愈乙肝方面的“C无知”状态。医学界一直在努力寻找治疗乙肝的有效方法和技术，但是，医学研究表明：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显示了一定的免疫增强和免疫重建作用，但其确切疗效和潜在副作用仍须进一步研究；护肝治疗没有重大突破，在肝炎活动期和症状明显期，目前的主要方法效果仍然是有限的；慢性乙肝患者有一定的比例转化为肝硬化或肝癌，慢性乙肝患者死亡率为普通人群的4～5倍。[20]这种“C无知”状态，在普通公众中就会形成一种“有知”，即“乙肝难治”的知识。尽管不是所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都处于肝病发作期，当前1.2亿携带者只有3000万已发病，[21]但是，一种本能的避害心理和对乙肝病毒的恐惧心理，想必会在绝大多数有着“乙肝难治”知识的人群中扎根——尽量不要被感染上乙肝病毒。
假如说，医学上可以确定无疑地排除日常生活接触传染乙肝病毒的可能性，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乙肝传播途径限于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那么，这种避害与恐惧心理也不至于放大到对携带者的歧视。毕竟，只要对这些已知的而又有限的途径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可以满足避害心理了。然而，也有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日常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Martinson等1994年在加纳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婴幼儿HBV感染是日常生活接触导致的，危险行为有共用浴巾、牙具和分食糖果等。Degertekin等的报告揭示，水平传播是土耳其7～11岁小学生感染乙肝的重要原因。Duk-Hee Lee等报告，韩国某岛屿省份经常外出就餐的人群HBsAg血清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认为饮食行为可能与乙肝传播有关。[22]在国内，上文提及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在措辞中也是较为谨慎地指出“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HBV”。[23]这就意味着：其一，有血液暴露的接触，就可能导致传染；其二，即便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也不见得就一定不会传染。因此，在“日常生活接触是否会形成乙肝病毒传播”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一个“可能会”的答案。或许，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对“乙肝难治”形成了比较确切的“有知”，因此，哪怕是存在很小的接触传染概率，多数普通民众都可能会出于恐惧或疑虑，而倾向于选择躲避携带者。[24]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风险恐惧”之一种。[25]
综上，人类在治愈乙肝方面的“C无知”状态，根本上造就了一种对感染上乙肝病毒的风险恐惧。[26]这种恐惧因素无论是与对乙肝传播途径的“B无知”状态（错误认识，并夸大传播途径）结合，还是与对乙肝传播途径的“有知”状态（基本正确的知识，且认识到日常接触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可能性）结合，都会对携带者产生或大或小的接触恐惧或疑虑。因此，与“乙肝无知论”将矛头直指“B无知”状态不同，笔者认为，乙肝歧视的根源在于知识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局限性滋生出来的恐惧或疑虑。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当前在乙肝治愈上的“C无知”，以及个体的人对乙肝（尤其是传播途径）的“B无知”，都属于这类“受限的有知”，都会产生甚至放大风险恐惧。
四、歧视立场的知识论、经济论解读
因受限的有知而造成风险恐惧，进而导致歧视立场，还可以进一步得到知识论和经济论的解读。首先，知识是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共同体的信念，是个人信念得到知识共同体的普遍公认后形成的。[27]近现代以来，曾经被认为属于最可靠真理的科学知识，也只是一段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是作为一种信念存在的科学“范式”。[28]而在科学共同体或专业共同体之外的普通人，是通过相信意见大体一致的专家群体来获取知识的。“相关的专家之间无人说话即被认为是一致了，而这种一致会使我们放心，让我们将新的真理纳入我们的知识体系。然而，争议引起了我们对真理论断的怀疑。这意味着我们不遵从单个专家，而是遵从专家自行组建的群体。” [29]信念为行动提供根据。在科学的或专业的共同体形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一般公众也就会接受和相信这种共识，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一致的行动取向。相反，当科学的或专业的共同体出现分歧后，在公众中间就很难形成一致的知识即信念，更遑论一致的行动取向了。当然，持有强烈的宗教或道德信念的公众，并不见得会接受和相信科学的或专业的普遍共识，这另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