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

　　时光荏苒，从这句话的言说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到现在，已经近百年了。百年的时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也可以改变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毫无疑问，我们也是被改变的一代，相比之下更为幸福的一代。因为幸福，已很少有人会相信“文革这样的噩梦，或是像党派血战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演，更多的人早已对这个国家往日的苦难浑然不觉。”所以我们需要唤醒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是上个世纪长期以来东西方人对于文明冲突和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和因为这种分歧所引发的争斗；这些记忆是新中国的老一辈法律人在遭遇专制与压迫时所坚守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正义，以及他们在新时期重建中国法治时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记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寻求文化回归及归属、革新汉语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在世界范围内重建“中国印象”时所遇到的制度性和伦理性难题；这些记忆更是在讲述，上个世纪中后叶的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圣殿”，达成“未竟之业”。这些记忆所组成的故事，由北京开始；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和我们现在几乎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叫做周大伟。

　　当我第一遍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周大伟先生的这本法学随笔集所记录的时代是一个我们并不熟知的年代，即便熟知那个年代，书里的那些事我们却不一定清楚。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里面有些事是属于“政治高层”人物的，我们不一定清楚，更何况政治冷漠症长期的潜移默化；有些事是属于“学界”的，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学者自然没有明星受到的关注多；有些事是属于“西方”的，我们无法了解，即便了解，人们也会觉得“我们的事他们管不着”。就这样，我们封闭了自己，完全不懂外面的世界。即便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盲目自大带来的孱弱的文化心理依然困扰着国人，就像“北京的老胡同”一样，曲折而又破旧。读完这本随笔集之后，我更加认为外在的世界是不同的，每个人心里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些不同的世界当中，却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来说，有关中国的话题总是常新的。而作者则认为：“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而这种神秘主义的来源是什么，我想应该有两个，一个自然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另一个则是长期封闭的社会和高度专制的皇权，它们为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国际上平添了一层神秘感。而当鸦片战争以来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且不论它正义与否）“浩浩荡荡”袭来，剥落中国文化之上所附着的神秘面纱之时，外国人会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依旧，中国人却今非昔比”。也许他们会评论：中国人对于皇权和专制有着永不厌倦的兴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他们从不愿改变，封建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辉煌也导致了他们的衰落。事实上，国家的衰落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国民仍沉浸于这种衰落，将制度的没落等同于一个皇帝的失败、一个王朝的没落。与西方世界的历史相比，中国缺乏一场文艺复兴，一场追求失落人性的文化运动。这种缺乏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解放。周大伟先生所讲述的故事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在《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一文中，我了解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制度在法律领域的建构和那一代领导人对于法治与民主理解的局限性，也第一次知道了王明的原名叫陈绍禹。我在这里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法律的理解力自始至终没有超出过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政治正当性所主导的正义原则之下，法律是无法发挥其作用的，马克思所设计的国家图景中没有以私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代法律制度，公法检合流共同组成国家机器因此成为了维持这种政治正当性所必需的工具，这与西方的政治体制设计理念是完全相悖的。而周大伟先生在文中引用海外评论家的观点：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王明所起草的《婚姻法》成为了“毛泽东时代唯一一部货真价实的法律”。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在任何时代，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彻底民主，法律或者那个时代的社会规范都不可能消亡，因为即便天下一统，人们都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空间来支配自己的私生活的，处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无法消灭现实中的私有权，《婚姻法》在毛泽东时代的“货真价实”就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承认私有制的存在，给人们以足够的自我空间，是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