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以来，对司法技巧问题的警惕、甚至鄙视，因为一位政法主管的讲话，被一些个人人为放大。似乎我国当下司法中的一些腐败混乱、出入人罪、公平沦丧、权钱交易等等，都是什么法官、律师、检察官玩弄诉讼技巧的产物。这种想当然的结论，却隐含着一些人对诉讼技巧或者司法技巧的明显误解和极度鄙视。

　　寻根溯源，鄙薄诉讼技巧，在我国由来尚矣。早在两千年前，那位擅长诉讼的邓析先生，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诉讼策略，就让那些正人君子们恨之入骨，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当时郑国的普通民众，却对他的学说和诉讼技巧青睐有加，人们载欣载奔，投其门下，研习法律，支持诉讼。可惜，这位杰出的、善于利用诉讼技巧，为民申辩、也为己创收的邓析先生，这位聚徒讲学、宣教法律、注重逻辑的邓析先生，却死在那位鼎鼎大名的改革家子产（一说驷歂）之手。不过当政者尽管杀了邓析，但并没有焚烧其《竹刑》，反之，“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至少说明，党政者不因人废言。

　　董仲舒以后，伪儒家们登堂入室、高居庙堂。从此，人们对诉讼行为的刻意贬斥，对一种自觉秩序和无讼社会的特别崇尚，进一步导致在意识形态上对所有诉讼现象、甚至法律现象的歧视。“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虽然说的是对刑的态度，但在把刑几乎演绎为全部法律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刑的评判，几乎连带到人们对法律、对诉讼、对诉讼技巧的理解和态度。至今人们理解的法律、诉讼，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局限在刑事领域。尽管彼时民间的健讼现象决不罕见，但官方及其意识形态并没有借助慎思明辨、条分缕析、言之有理、严谨有致的法律技巧来解决问题，反而每每借助高调道德之说教，劝慰两造息讼，告诫地方偃讼，以既免资财受损，也免人情受伤，最终实现彬彬有礼的所谓“德治”景致。

　　数千年来，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教化工程学”，严重妨碍了法律现实精神和“司法方法论”的发展。翻检先人们的判词，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判官们对道德教化的情有独钟，对法律说理的漠不关心。诉讼技巧，似乎可有可无，但教化方法，必须贯彻到底。即使在一些案件中判官、或侦查官运用一些“司法技巧”，也每每是面对疑难案件，通过装神弄鬼等等方式，让两造屈从于“鬼神”的安排，而不是服从于诉讼技巧、逻辑推理的必然性。由此引发的，似乎是道德理想主义和“教化工程学”更具有人文关怀，而法律现实精神和司法技巧之类，充满了冷冰冰的特点，似乎和人文关怀啦、司法公平啦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