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山陕会馆为例，是为了说明类似会馆之于商人自治和商人活动之秩序构建的作用。明清时期，尽管我国在政治领域更形专制，但在经济领域，除了一些时候对海外贸易的严加禁止之外，在国内，商业经济发展的势头依旧迅猛。特别是以晋商和徽商等为代表的商人集团，推进了整个中国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人们的活动范围，既有富庶的江南，也有广袤的漠北；既有平原通衢，也有高山峻岭。钱庄、票号、盐商、粮商、茶商、皮货商等等，托载起彼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船。大运河、茶马古道、草原商路，海上陶瓷之路（尽管官家“寸板不许下海”，但海外贸易还是最终服从于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些商贸路线，不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但不无疑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贬抑商人，在国家法律上打压商人的情境下，那些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商人们又是如何有序发展，不仅自己获利，而且常常行善乡里、造福天下的？我以为，这不能不涉及商人组织，不能不涉及商人组织的内部规则和自治机制。

　　《中国商人团体习惯法研究》一书，就是作者以明清时期盛行于江南地区的会馆、公所以及近代以来的商会、公会为例，对商人团体习惯法及其变迁的初步总结。作者以明清到民国这段时期的商人团体习惯法为纵轴，以江浙等江南地区为横面，紧扣商人团体习惯法这个主题，对商人团体的组织形态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商人团体习惯法及其与社会纠纷处理之间的关系、商人团体和商人团体习惯法的演变，以及商人组织及其习惯法的功能等，做出了较为仔细的梳理和论证。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总结了商人团体习惯法的研究方法、语境等问题。笔者以为，在这些论述之外，作者如果能在如下问题上有所收获，可能会更显扎实、更有意义些：为什么中国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以来发达的商人团体习惯法，没能发展出类似于地中海沿岸、北海沿岸一些地区所出现的那种影响深远的商人习惯法？为什么能够形成内部秩序自治的商人团体和商人团体习惯法，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经营方式？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团体及其习惯法，仍然奉行血缘（亲缘—老乡）原则，而没有奉行真正的地缘原则和业缘原则？这些问题，既是我国学术界曾经探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与本文内容、主旨存在一定逻辑关联。所以，期待作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够就此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作者李学兰君，是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论文主题，和我近些年关注的民间法研究紧密相关，是我在这个领域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可谓开拓之作。既为开拓之作，每每创造与遗憾同在。我相信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会不断完善、拓展其创造面，克服、消除其遗憾面。在商人团体习惯法这个“自治的秩序”领域的研究上，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