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就是现在社会上对律师评价不高，诚然有我前面所说的各种制度和观念上的理由，但律师是否也应该常常自省——我们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有没有问题呢？在国外，律师的好坏，国家的安全影响很大，欧美各国的政治家大半是出身于律师的，所以他们办理法律教育者，对于法律伦理学一课颇为重视。在中国，律师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治地位，但不能因此就放开了这个要求，无论是于现在的具体的当事人，还是将来的可能的社会整体，律师的伦理道德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无庸讳言，眼下的情况却并不乐观。抛开个人的因素，这里的责任恐怕也有大学教育一份，即法学教育中对于法律伦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孙晓楼先生早就指出，“法律伦理学一课，是教我们于研究法律之外，注意到运用法律时在社会上所应有的态度。尤其是于执行律务时，使他知识、技能、品性方面都有相当的准备，明了自身对于法院的责任，如何接受案件。如何应对当事人，如何尽力保障人权，如何接受酬劳。诸如此类，都是指示和训练律师在社会服务的时候，于自身对国家、社会以及当事人所不可不备的道德。诚然我们读了法律，不是希望个个向执行律师的路上走的。不过执行律务，毕竟是我们研究法律的对社会最重要服务之一。”[31]孙晓楼先生之所以看重法律伦理的教育，是因为他看到在民国的时候，“大部分的新律师，好的有道德的固不可说没有；然而拿张律师证书，利用人民缺少法律知识去到处敲诈欺骗乡愚的实在也不少。这样的律师利己损人，甚或残害人类的生命，哪里谈得到保障人权呢。”可贵的是他作为一个法律教育家，并没有推卸自身的责任，在他看来，像这种没道德的律师，社会上当然少一个好一个。“但律师界有这许多败类，法律学校实应负其责，因为中国现有的法律学校专重于法律学的灌输，而忘掉道德的训育。”“我不是说读了法律伦理学，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律师；我是说读了法律伦理学至少可以使学生知道他们将来做律师时对于社会所负的使命，不致盲人瞎马，去害人了，还要害自己。”[32]
我在这里大段地引孙先生的话，并非为了偷懒。而是想让读者诸君明白，这法律伦理一课的教育，实在是重要之极。六十年前的教诲和告诫，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反而因为随着法治国家的逐步建立，对律师和办教育者的警醒作用越来越大。几十年前兵荒马乱时的律师界和教育界尚有这样的自觉，如果我们于今日反而做得更差，那可真是愧对先人了。
七、余论：一点感慨
1978年1月22日《朝日新闻》在特派员电讯中报导题为“美国律师社会的来临”，描写了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与律师之间的密切关系，[33]引起了东方世界的重视。中国的律师社会何时会来临？恐怕我们首先得解决没有人愿意去作辩护律师的现状。不然，律师界若丧失了对于民众最重要利益的最后一道保护手段，那么即使民商代理和非诉业务再发达，也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因为这个行业最终可能将完全成为“一种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了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大众的义务”，[34]这也就意味着律师将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品格。不管怎样，如果一个社会果真要“杀死所有的律师”，那就意味着失去了“辩护”这件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礼物，我们最终也只能去宗教里寻求上帝的帮助了。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决至少需要向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利用控辩制改革的契机，坚决将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的思路贯彻到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这种努力更多的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二是在法律共同体的建构中，争取律师的一席之地，律师界要多发言，多参与，不仅仅限于在《中国律师》这样的自家刊物上活跃，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对话、合作、交流，对于这种努力，律师界应该有足够的自觉；三是民众对于律师的观念和看法如何转变，这当然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成问题，不能依靠某一群体独立完成，但律师界在执业中对行业道德和操守的自爱和自律，至少是一种寻求改变的姿态；四是法学教育模式的转换，要注重对实务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法律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将是高校和律师界的共同任务。[35]
在诸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刑事辩护之路决不会忽然间就变成通途。律师是司法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辩护律师的权利和地位更是司法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正因为如此，它与这个系统整体和系统中的其他因素息息相关，不可能独自生长：看起来似乎是单个问题，实际上依赖于整个司法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当前司法改革的进程缓慢而且艰难，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等诸多原因，绝非一日之功。而法律共同体的建构、民众法律意识的进步以及法学教育模式的转换也都不是朝夕之间便可完成的事业。本文之所以没有在文章最后给出更多的所谓“建议”和“对策”，正是这个原因。企图穷尽所有的知识，用几篇文章的规划就能有效地指导和改变刑事辩护的现状，那是唯理主义的谬妄。一切都需要时间来促成，这之中，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前行途中，不管面对可能出现的多少困难和挫折，都不懈地、默默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