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整个司法改革是一盘棋，律师的地位是其中的一子，它的每一步都会牵涉到其他棋子的走向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刑事辩护的进退摆脱不掉整个大背景的制约。　

　　四、谁之法律共同体？　

　　一个国家的法律事业要发展，有赖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的概念这几年流行起来，其原因正是人们包括法学家在内开始逐渐认识到，法治不是朝夕之间的事业，也不是哪一个人甚至哪一个职业群体的努力的就可以独力完成的。从历史上看，各国的法治都经历了一个繁复和艰辛的过程，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传统极其缺乏而人治盛行的国家。只靠学者写几篇美文，或者只靠法官断几桩疑案，于中国法治的进程和司法改革的步伐而言，自不能说无甚效果，然而终究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这个事业必须需要所有民众的集体关心，其中以法律或法学为业者更是责无旁贷。人们之所以把所有从事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职业群体称为“法律共同体”，不仅仅是为了创建一个新名词，而是要在法律的名义下将相关行业凝聚起来，籍这一概念传递出期盼各法律职业者之间能够齐心戮力、团结以进的良好愿望。这样一种愿望之所以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相同的思想和思维方法使他们在思想上相互联结起来。”[10]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法律共同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等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行业。　

　　在关于法律共同体的经典分析中，除了托克维尔以外，韦伯曾经从培养方式的角度，[11]帕森斯曾经从职业性质的角度，[12]昂格尔曾经从自治性的角度[13]分别作过很多精彩而富于启发的论述。我在这里想着重提及法律共同体的内部组成问题。这里的内部组成，不是说律师协会，或者法官协会，而主要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之间的关系。“法律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认为是法律秩序的重要创造者，他将“法律家”看作是对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所提出的“法律样式”的五个客观性构成要素之外一个主观性要素，[14]他这里的“法律家”或者“法律艺术家”，就是我所说的“法律共同体”。大木雅夫教授在分析在各个法系甚至各个国家的法律共同体的时，发现居于共同体中心的职业是不一样的。同属于大陆法系，在德国，法学教授的对法秩序的形成和解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大学教授的位置举足轻重；而在法国，律师的地位则远高于教授或者法官，因为伟大的《法国民法典》的四位起草者无一例外的都曾经长期从事律师职业，大木雅夫教授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法国法律史上的著名法律家几乎都是律师。[15]英美法系的情形又有些不同，在英国，居于法律共同体中心位置的是法官，但我们知道，英国采用法曹一元制，法官主要是从有实际经验的优秀的出庭律师中选拔，根据律师从业时间的长短和表现的优异将其任命为各个级别的法官；[16]在美国，律师职业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虽然不是法官唯一的但的确是重要的选拔来源之一，检察官实质上是政府的律师，在受理民事、刑事案件方面，与普通律师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从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对于现代法治国家来说，律师要么在法律共同体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要么与法官、检察官或学者之间有着血缘上的亲密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曾经作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前苏联。在那里，“律师的地位可谓悲惨之至，……俄国历史上，律师职业的形象从来就是萎缩晦暗的，果戈里曾评价说，‘他们的生活是充满污垢的、卑贱的。’屠格涅夫也评价道，‘他们都是一些出身可疑的和卑贱的人，无论在道义上或学识上都名声不佳，有时是被解放的农民，偶而还有原来的农奴。’ ”[17]沙皇时代对律师的敌意在苏联时期被继承下来甚至放大了，因为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容许这个作为私的权利和利益维护者的职业存在？”[18]前苏联时代的律师有着独特的律师职业道德，即在委托人自行向律师作了认罪自白之后，律师不能在审判中对这一事实保持缄默，如果委托人对此提出异议，律师可以拒绝为其辩护。在前苏联的法律价值观中，律师有义务与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发现客观真实、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相互合作。在社会上，对律师的地位评价都不高，比如“法官禁止与律师相互问候”，“律师的最终辩论时间受到控制”，“一般人不相信通过律师的努力能改变被告人的命运”，“在被调查的警察中，过半数以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律师”等等，[19]这些就是在苏联的法律共同体中“备受轻视”而又必须被“严格管理”的律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