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为何卖地？而其土地的性质又如何？ 　

　　关于土地性质，安力子卖地契明确说“口分地”；其余地土虽没有标明，但从土地的状态看，除阴国政契约残缺外，另外3件与安力子的土地一样，都标明是“畦”地，位于灌溉水渠旁，这样的土地只能是口分地，至少是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口分地。 　

　　关于卖地原因，安环清卖地，其原因“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按，“突”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使用的土地计量单位，一突相当于唐代10亩，据地所交纳的税收称为“突税”，也叫“纳突”。所谓“突田债负，不办输纳”，即经营口分突田，无力交纳“突税”，故而卖地。此正与白居易《杜陵叟》诗所言“卖地纳官租”相同。估计这种卖地原因所占比例，可能较大。安力子卖地，原因“为缘缺少用度”，没有谈及具体原因，但不能排除其交纳赋税的可能。这是第一类。吴盈顺卖地，是因“上件地水田种，往来施功不便”，因他是敦煌乡人，卖与神沙乡人；窦飒卖地，也因“伏缘上件地水，佃种施［功］，往来不便”，将其卖给他人，虽因契约缺损，看不到卖与何人，估计也是异乡人所买。因耕作不便而卖出土地，肯定还有其他土地作生活保障。估计这类土地不是最初授田，而可能是买入的他乡土地，终因经营不便而出卖。这是第二类。阴国政卖地契，刚好残缺卖地原因，但残文中有“动不得”，契后署名书年有“七十六”，可能是因年老无力耕种，故不得不出卖。这是第三类。 　

　　买主方面，安环清契的买主为“同部落人武国子”，知其也是百姓；安力子契的买主为“同乡百姓”；吴盈顺契的买主为与他不同乡的“神沙乡百姓琛义深”，后二件契约均残缺，看不到买主。可知当时土地流转，主要是在百姓间进行的。虽然土地数量不是很大，多则30亩，少则7亩，但卖地原因对农民的影响不同。对因耕作不便而出卖者而言，并不影响其基本生计，即使是出卖30亩；而对“不办输纳”和“缺少用度”的农民来讲，虽7亩、10亩地的出卖，对其当下和未来的生活，都是影响至巨的。 　

　　2.卖买程序问题 　

　　程序上的卖买田须由官府“年终彼此除附”，因此要“皆经所部官司申牒”。《唐天复九年（九○九年）敦煌安力子卖地契》中写明：“中间或有回换户状之次，任（令狐）进通（买主——作者注）抽入户内。”按“户状”即户籍，也称“户版”，登记户口和田地等重要财产。P.2592《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747)籍》上记载“一段陆亩买田”，即是该户新购入的初次附籍田。这里的“回换户状”之时，要求买主“抽入户内”，就是唐代的“年终彼此除附”。即在卖方的户籍上除去所卖的土地，在买主的户籍上登记所买的土地，完成所有权转移的最后确认。 　

　　卖买田“皆经所部官司申牒”的另一项功能，在契约中也有间接反映，这就是户内尊长意见的反映问题。安环清卖地，契尾自己署明身份为“地主”，年龄“卄一”，已经是成年男丁，按理应该是户主，但其母亲也在契后署名、书年：“母安年五十二”，其中就有尊亲表示意见以免将来产生纠葛的问题。 　

　　（二）园宅卖买 　

　　唐代“居住园宅”卖买有5个实例。其中，《唐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年）高昌张阿赵买舍券》是买契，《唐初高昌田阿丰卖舍券》、《唐乾符二年（八七五年）敦煌陈都知卖地契》、《唐乾宁四年敦煌张义全卖宅舍契（甲乙）》等3个是卖契，《唐大中五年（八五一年）敕内庄宅使牒》是官府财产出卖的公文件。兹据5契所述情况，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