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土地形势很严峻，“18亿亩耕地”这道红线能否守住，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旦全国耕地数降至红线之下，必将给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造成危机，进而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无疑，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土地问题是很重视的，从严格的土地管理法规的制订，到9个国土资源执法督察局的设立，到地方上开展的诸如“百日行动”一类的打击土地违法行为的举措，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要指出的是，这些举措固然可以形成相当的强制力和威慑力，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势头，但毕竟均为治标之举，而非治本之措。造成土地违法现象的深层原因若没有得到很好的剖析，那就难以找到根治土地违法行为的对症之药，势必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执法的同时留下隐患，一朝执法力度有所松懈，土地违法行为势必重新抬头。本文旨在探寻当前土地违法行为的内在深层的原因，并尝试寻找真正消除土地违法现象的途径。　

　　土地违法现象根源之一：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的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冲突。　

　　厉行查处土地违法行为，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农耕地，从而保障农产品的正常供应，这点事没有疑义的。那么，就有必要先来探究一下耕地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表格表明中国明清以来人口和耕地的变化情况：　

　　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估计数　

　　全国总数（1400—1957年）　

　　（固定疆域）　

　　年份 人口（百万人） 耕地面积（百万市亩）　

　　1400 65—80 370（±；70）　

　　1600 120—200 500（±；100）　

　　1770 270（±；25） 950（±；100）　

　　1873 350（±；25） 1210（±；50）　

　　1913 430（±；25） 1360（±；50）　

　　1957 647（±；15） 1678（±；25）　

　　（资料来源：（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不依赖进口的前提下，要使粮食产量增加，只有依赖两种途径：或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或不断提高粮食单产量。事实上，要养活中国人口，依赖粮食进口是绝不现实的，因而惟有依靠国内的努力实现粮食自给。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古代，增加粮食产量的首要方法是扩大耕地面积，而这要以当时尚存大量未开垦的可耕地为前提。发展耕地需三个基本要素：适合耕种的土壤、充足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缺一不可。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可耕地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明代开垦南方丘陵，清朝晚期开发东北平原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军西北戈壁、开发北大荒，可耕之地大抵业已利用完毕，可谓“四海无闲田”，相反，过度开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假如依照1957年的农业生产水平，供养13亿人口的话，需耕地约33亿亩，这在现实中是难以达到的。当下部分沿海省市围垦海滩造田，固然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但毕竟范围有限，且投入成本巨大，风险亦较高。这某种程度上将应验马尔萨斯所言，“食物与制造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制造后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对制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创造出多少制造品。但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国家，需要出高价才能刺激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这种土地要过许多年才能带来利润。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进行这种农业投资之前，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的匮乏可能已给人带来了很大困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五章）当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杂交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粮食单产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粮食单产量的上升幅度在客观上是有限的，“亩产万斤”被事实证明只是一个历史的神话。当今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给耕地带来巨大的压力。不仅如此，人口的增长同时加速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激烈竞争——这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不明显的。虽然我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战略，但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我国的人口在一个较长的阶段还将会持续增加，增加的人口总数可能将有数亿之多。人口的激增将不仅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的需求，也使得对各种工业品和住房及其他设施的需求激增，这就促使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以及商业、教育等设施用地继续扩大规模，导致于原有的农用地产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程度与人口的增长在总体上是成正比的。在人口高密度的城市周围，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冲突也自然是最为激烈的，而城市周边的土地，又往往多属于适宜耕种的良田。尽管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保护耕地，况且人口对于农业的压力较之对工业、住房的压力而言更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期的、全局性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工业相对于农业的优势地位、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使得这些法律在某些地方得不到重视甚至近于具文，使得农业往往最终让位于工业和城市发展。此外，对各级政府官员片面的经济指标考核制度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违法批地、违法圈地、违法用地现象层出不穷，加速了耕地的消减。由此我们看到：土地违法现象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口压力，要根治土地违法行为，除了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用地机制之外，必须一如既往地大力控制人口，力求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从而有效缓解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实现两者间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