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最佳利用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立法主体应当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立法次序，防止因立法之间的相互冲突、重复而导致立法资源的无谓虚耗。例如，现在一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对中央立法的照抄照搬，是中央立法在地方的翻版，没有地方特色。这种重复性立法不仅解决不了地方的实际问题，也是对立法资源的不必要消耗， 与其照抄照搬，不如将中央立法和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制定合理的地方执行条例，要求有关方面予以执行即可。虽然地方的执行条例或者办法，根据制定机关或者是人大或者是政府，都是立法行为。但是，这种执行性的立法，相比较地方的“独立立法”会节约或减少立法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三)建立立法委托制度，转移立法成本
有些立法活动，如起草、预测、论证等，完全可以委托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大专院校或专家学者进行。现阶段，全国和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在立法的素质和水平有限，甚至难以担负其立法起草和审查的职责，可能对立法质量和法律实施产生消极的影响。立法委托制度，可以将上述问题委托给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等，这既是公众参与的方式，又是利用社会科研力量，节约立法资源的有效途径。在民法史上，举世闻名的法国民法典就是由拿破仑所任命的四位法学家（特龙谢(Tronchet)、马尔维尔(Millville)、普雷阿梅纳(Bigot de Prameneu)、及波塔利斯）组成的法典编篡委员会起草完成的。和法国民法典同样具有“范式创立者”地位的瑞士民法典则是一部个人——欧根.胡贝尔作品。
(四)节制立法干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法律应当具有“谦抑性”，是最低的道德，从应然的角度讲，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维持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市场机制、行业规程、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组织纪律、习惯规则可以对社会生活或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调节的时候，国家立法就可以减少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一方面，可以避免因过度依赖法律调节所导致的法律滞后性负面影响的扩大，间接削弱法律的权威性，甚至引起法律立法质量的降低等问题；另一方面，赋予社会更多的自治权，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可以大大节省国家的立法资源。
除此之外，立法阶段还要注意立法内容的价值观与国家社会的价值观一致、立法规则的明确、立法内容尽量形成预期。没有确定性，法律就失去了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存在的本来价值。而且法律的不明确，将会降低预期违法者的处罚成本，大大减弱法律的威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