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仍然只是抽象的人，或者说，人民仍然只是抽象的人民。我是人民，却对抗不了被滥用的公权力（强权）。所以公民权利才屡屡被侵害。
总的来讲，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当下的土壤还没有办法让个人权利茁壮成长，个人权利还只是石缝中的小草，只有继续培育，让个人权利成长为参天大树，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也能够经受得起群体权利或公权力的打压，那一天，政府或法律才能真正地保障权利。否则，权利仍然只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句空话。
从人权到民权，夏勇一直在努力为东西方架桥，从而真正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精神可嘉，实际效果却可以说是零。这不是夏勇先生的错。
中国的人权需要的是基因改造，需要的是温室，需要的是精心培育，只有这样，才会有人权。才会有夏勇先生的梦想。“把以民为本的民本论转变为民之所本的民本论，把本的民本论转变为自本的民本论，把以民为手段的民本论转变为以民为目的的民本论。”（《中国民权哲学》序第12页）
三、夏勇先生的和谐
和谐一词，成为当下的核心词汇之一。
夏勇先生曾经对这一词有过属于他的表述，不妨仔细比较一下，夏勇先生的和谐与当下主流的和谐的异同。在笔者所阅读过的资料中，夏勇先生是最早对和谐作出系统的理论表述者，而且还把和谐建立在人权之上。
早在夏勇先生的博士论文《人权概念的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夏勇就提出了和谐的概念。夏勇先生在探索完人权概念的起源之后，做了一个尾论“人权与人类和谐”。尾论，看起来似乎是顺便捎带论述，而其实，这才是夏勇先生的目的地。夏勇先生论述花大篇幅搞清楚人权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只是手段，真正的意图是在搞清楚人权概念之后的目的。这一点，夏勇先生在导论中直言不讳：“我们应该通过对人权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总结出人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会通并发扬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尤其是追求和谐的精神，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制度。这正是本书的意图所在。”（导论第五页）用通俗的话来说，研究人权概念这一羊头，是为了和谐这一狗肉。
在《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先生再次把“人权与人类和谐”放入第四章“人权与中国传统”之中。
夏勇先生一方面继续着《人权概念起源》的论述，如“我们已经知道，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它通常是在道德权利、普遍权利和反抗权利这三种意义上使用的。这三大属性与人权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从人权的精神来看，人权有三义，这就是人道义、法治义和大同义。”（《人权概念的起源》P169）“大同之义不止于人人平等、相互认同等内容，它的实质在于全人类的和谐（Great Harmony）。”（《人权概念起源》P174，相应的内容见《中国民权哲学》P161））另一方面，试图跳出《人权概念起源》，同时试图与西方直接对话。“如今倡人权、兴法治，好比当年制礼作乐、救难扶危，更应该体察国情民性，把握本根之理，发扬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的精神，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必从西方借来上帝，借来二元对立，借来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中国民权哲学》P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