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中西方差异使得西方的人权概念虽可以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却无法在大地生根发芽。夏勇先生对此也很是无奈，他多么期望能够有“一桥飞架南北”啊！可是，事实却摆在面前。所以，在十年之后，夏勇先生还在问“在权利观念空前兴盛的最近一百年里，尤其是辛亥革命‘立宪’、‘共和’以后，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还是那么束手无策、虚弱无助？他们怎样才能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真正享有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权利的？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公民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过去由党和政府保护得好好的权益，现在却遭受侵害，……为什么最近一百年来，权利在中国成了一个流行的术语？”（《中国民权哲学》序言，第四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这么多为什么，其实夏勇先生也清楚，原因就在于权利在中国只是一个流行的术语，既没有西方式的成长土壤，也没有西方式的现实呵护，权利沦为抽象的概念，没有切实走入具体的“人”（个人）之中。所以，当权利遇上权力或者强权，权利就沦为一句空话。所以才有典故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没有点灯的权利，有的话，也只是理论上的。为此之故，夏勇先生才在十年的潜伏之后，把原本只是理论上的思考人权，下降到“民权”。　

　　二、夏勇先生的民权　

　　“没有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强调，就没有对个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安全的确认和保护。”（《中国民权哲学》P179）　

　　“由于深重的内忧外患，社会正义的核心可以说是民族的正义和阶级的正义，即群体的正义。……群体的权利和自由之绝对压倒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符合社会正义的。”（《中国民权哲学》P192）　

　　在《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先生继续进行探索，他的基点仍然是探索权利生长的土壤，他也很清醒知道百年以来中国的权利状况。1978年之前的中国，群体权利压倒个人权利，几乎没有个人权利可言。1978年之后，夏勇先生认为“权利的成长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详细请见《中国民权哲学》P201）。夏勇先生也明知只是开端，所谓开端，就是刚刚开始！换句话说，个人权利仍然被群体权利压着。说句乐观一点的话语就是，个人权利在群体权利的石缝中萌芽。所以，夏勇先生对民权的期待，仍然只是空中楼阁。　

　　夏勇先生的民权基础是建立在个人权利蓬勃发展的前提之上，没有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的有效对抗，个人权利要么被扼杀，要么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