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这些讨论在平面媒体上尚是文明的论理，但在网络媒体上则充满激烈言辞乃至污言秽语。新闻当事人对那些谩骂和人身攻击显得无可奈何。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网民呼吁进行理性的讨论。由此也不能不考虑，网络经营者和监管者是否应当放任这些粗鲁的语言？也许，轻微的粗鲁是可以容忍的？我们也许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来决定何者是“轻微的粗鲁”？也许因为网络这种即时的交流工具，其魅力在于情绪的真实表露？这些问题，或将留给实践来进一步检验？还是我们现在就采取某些技术手段，过滤掉那些污言秽语，或者对发言者进行处罚？如果按照现有法律对于侮辱、诽谤的规定，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肉搜索”和污言秽语满可以受到制裁。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法律没有行动呢？也许，现在人们觉得，给公众一点无伤大雅的泄愤、发火的空间可能是有好处的。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网络媒体的语言终究有自己的特点，并且终究会有比较文明的那一天。这一天的到来，需要网民的自觉自愿，也就是当更多的人无法容忍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时候。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果真如此，网络媒体也许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试验场。
其三，这些舆论批评或针对偶然出名的小人物范美忠，或者针对著名学者茅于轼，或针对地方小官员周久耕。由此可见，舆论批评的对象可谓广矣。这大大超出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范围，所以，应当用更加广义的舆论批评或公众评论来定义。这些批评或评论，可以针对社会道德问题、学术理论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等等多种议题，在网络时代，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因此，无论是普通公民、著名人物还是公共机构的官员，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既可以成为自由批评或评论他人的人，也可能成为被自由批评或评论的对象。正所谓“人人批我，我批人人。”既然如此，苛责别人就必然苛责自己，宽容别人也必然宽容自己。只要一个人敢于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发表言论，他就必须准备好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因此，他一旦决定自己要发言，就必须审慎地思考自己的言论将可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当他希望别人宽容自己的言论时，他也必然学会宽容他人的言论。这对于建设一个负责任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无疑是有益的。
其四，这三个接连发生的舆论批评事件，其共同的倾向性结论是维护现有的主流道德、法律和学术观点。这说明，公众对于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基本认同的。对于政府官员的舆论批评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有关部门的回应是积极、恰当的。不过，在道德和学术层面，多数公众尚没有树立理性讨论的意识，没有注意到新闻当事人言论的合理性成分。而恰恰在道德和学术层面，我们更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公共交流和讨论的社会机制。对于不涉及危害国家根本制度问题的不同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公民应当逐步学会理性地表达不同看法和平等地展开争论。譬如对范美忠，他的道德观或许与主流道德观有差异，但这不应当成为剥夺他工作权利的理由，当然，如果教育部门明文规定持有这样道德观的人不适合做教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仍然不允许其从事教师职业，则是于法无据了。在此，公众民主不能用道德替代法律作出决定。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