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所欲探究的，可称为法律之道和法学之道。鄙以为，法学之道虽异于法律之道，但两者的逻辑勾连，不应被人为否定。法律虽诞生于生活经验、主体需要、经济交往、文化积淀、政治博弈、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等等社会事实，但法律规范一旦自这些社会事实中被抽象、提取出来，不论它是以制定法的形式被提取，还是以判例法的形式被提取，都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即以正式制度事实的方式存在。这种制度事实中，本身含有其自在的道理和规定性。所以，尽管法律和宗教一样，没有自己的历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绝非对法律的研究，可以用其他研究所替代，或者说一个人发现了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规定性，也就发现了法律自身的规定性，从而舍弃对法律的专门研究。因为这些规定性不能直接系统化为人们交往行为的法律准则。从社会事实的规定性到法律规则的转换，还必须经过人们系统的思维加工和文字谋划。这样一来，法律以及经由法律所导致的法律实践，自身就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哲学的基本使命，就是揭示法律及由法律所引导的实践的一般规定性，即揭示法律之道。对法律之道揭示的直接后果，便成为法学之道——法律哲学的基本内容。所以，放弃法律自身的规定性，而一味在法律之外寻求法学之道，研究法律哲学，无异于南辕北辙，不得要领。
　　一直以来，笔者也非常关注“法外求法”，也关注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救济法学研究的不足，以拓展、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观察。即使在关注法律的内部问题研究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法哲学问题的关注，对民间法研究的倡导。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在不断反思：法学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又是什么？倘若法学只能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法律外部的问题，这门学问的相对独立还有可能吗？这样的思考，迫使我进入自己既不熟悉，也无兴趣的规范领域，借助对法律规范、法律判例自身的规范分析，获得有关法律的“真理”。其实，此一过程，自从边沁—奥斯丁以来，不论在英美法律学术界，还是在欧陆法律学术界，都成为法律学术的主流。即使在法律哲学领域，规范研究方法，以及借助这一方法对法律和法律实践自身的研究也蔚然成风。这和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法理学界的研究路数大相径庭。好在这些年来，国内法理学界已对此多有关注。以规范研究为核心的法理学（法律哲学）正在我国萌芽并成长。换言之，我国法律哲学对法律之道、法学之道的建构，正在进行中。
　　既如之，为何还要接受一套名为“边缘法学”丛书的约请，把自己的《法律哲学》放在这套从书中出版呢？这出自两个原因：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戴军君的真诚；二是既然湖南人民出版社把“法律哲学”已经列为“边缘法学”丛书的一种，本人不写，其他人照样会写。与其如此，不如自己写作，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正本清源”，或许更能对法律哲学之为“正宗的”法学领域，而非“边缘法学”领域做点事情。当然，如上见解，也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是非曲直，更愿闻同仁们的批评、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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