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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一下怀疑论者做了些什么。怀疑论者祈求于这样一种直觉：对世界的所有认识都是建立在经验认知的基础上的。伴随这一直觉而来的是：其一，存在一种“认识世界”——自然类型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的认识论等级；其二，“对我们自身想法和经验的认识通常而且在认识论上客观地先于对世界的认识。”[17]这是为了采取基础主义和认识论现实主义的立场。因此，他的论证转向了基础主义的真实性，而基础主义的真实性是最难被证立的。
基础主义的替代在于从广泛的语境化来理解证成问题，在于在我们承担某一任务之目的的驱使之下来理解被放置于该任务之上的证成标准。威廉姆斯教授将所有这些思考都汇总在一起：
那么，疏离（detachment）思想为怀疑主义认识论者在什么是有关哲学反思背景的特别之处这一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经验性证成的基础性、实体性结构通常因为经济制约、时间限制以及资源等因素而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对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进行哲学反思的过程中，这些制约会因为经验性证成的真实结构一目了然这样一个结果而得以延缓。每当这个时候，怀疑论者便会辩解说，我们认为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唯一可能定论是我们一无所知。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将哲学反思想象成是发现那些总是能为惯常做法提供理由的对于证成的客观制约，因此，他能够将怀疑主义视为一种发现。如果他将他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检视看成涉及一项新的工程的创造——绘制了对世界之认知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那么，内在于这一重任的困难也就没有必要显露出在其它任务中所具有的缺陷。[18]
3．也许还有些人对以下这一点还不那么信服：怀疑主义对于法律系统的意义充其量处于边缘地位。那么，让我们对这一哲学难题再一次反思吧。恰恰是“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得出了有关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的多种令人怀疑的主张。我们没有好的理由来相信这些主张。因此，某个被建构来产生诸如此类有关世界之陈述的体系充其量不过是毫无指望的天真幻想——如果不是显而易见地背离常理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律怀疑论者会争辩说，对于那些其他利益诉求来说，空间是完全开放的。因此，我们回到由会议组织者所确定的真相之敌人。如果真相无法通过努力去获得的话，那么，精力就应该转向这些敌人。但是，怀疑主义者的告诫是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都是不可证成的。法律系统之内的真相之敌并非激进的唯我论。它们每一个都需要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陈述。比方说，政治客观性必须真正存在并且通过某些制度安排或者通过那些为了追求政治利益而通过法律程序得以发生的结果而得以进一步延续。等等。
关于归纳的人类怀疑主义（Human scepticism）与有关外部世界的笛卡尔怀疑主义是类似的。它赋予了某些认识——观察性认识——以特权并宣称从逻辑上说，所有其它认识都必须从此类认识中推导出来。当你观察到两个球相互撞击然后它们沿各自碰撞前相反的方向运动，你并未观察到其中的原因。因此，从逻辑上说，你也无法从你的观察中推论出原因。因此，该原因是无法被证成的。由于笛卡尔与人类的怀疑主义的结构是类似的，因此，对它们的回应也是类似的。而且，即便你还不相信人类怀疑主义还未曾受到禁锢，真相的每一个敌人也必须维护因果关系，没有这些因果关系，它们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然后，对法律之馈赠（law’s largess）的所有可能的主张都必须建立在对怀疑主义哲学难题的拒斥或者禁锢的基础上，也必须将这类因果关系可以被确认作为先决条件。简言之，竞技场是齐平的。相互竞争的法律主张必须通过对它们所推动的竞争性利益进行一个彻底的检视来证成它们的主张。舍此之外，别无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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