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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避传统怀疑论叙述的时候，哲学上必须回答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周边世界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仅仅证明这种认识是可能的或者甚至证明它是现实存在的（actual）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摩尔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一解释。而所需要的则是一种解释。[12]
诚然，没有这种解释，认识的诸多主张似乎还尚可救药。我们要么就剩下怀疑主义的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外部世界的不可知性，要么就剩下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真相以及怀疑主义的虚假性。每个人都知道这两个中哪个是正确的，这就正如那些对此一难题进行研究的那些人大部分都相信真相已经被确立一般。因此，怀疑主义在这个正在进行的哲学努力——这一哲学努力意欲证明我们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性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却又难以捉摸的事实——中得以绵延不绝。对怀疑主义的反驳（disproof）是哲学上的圣杯，这很大程度上就像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的证明曾经之于数学以及统一场论之于粒子物理学那样。对费马猜想的无能为力并未导致对数学之无能的确信，这就正如统一量子物理学（unifying quantum physics）和相对论并未带来对许多物理学真理的抛弃一样。这些比喻并不完美，但已经足够了。的确存在一个重要的哲学难题，但这一难题主要在于如何解释哪些显然是真的。
2.前一点无法使每个人都满意。只要还没有对怀疑主义的有效反驳，对一些人来说，怀疑主义的正确性就总是存在令人烦恼的可能性。用怀疑主义自己的话来说，这一观点看起来毫发未伤，但这样说恰当吗？我的同事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教授证实了我的判断，也就是说这些表述并不恰当。他的论证非常精细，在这里，我只能提出一个简要的框架。[13]
怀疑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逻辑上无往不胜的光环，这种逻辑上的无往不胜源自于那些有关认识之性质和经验认知与外在世界认识之间关系的显然毫无争议之直觉的逻辑结果。如果这些直觉可以被削弱，可以被证明它们自身是建立在一些富有争议之主张的基础上的话，怀疑主义论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将被削弱。威廉姆斯教授表明事实正是如此。尤其是他证明了怀疑主义将富有争议的基础主义学说——或者是他所称作的认识论现实主义（epistemological realism）——作为先决条件。
认识论现实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信念，仅仅以其内容而定的话，属于自然认识论类型（natural epistemological kinds）。”[14]根据基础主义，“我们不同信念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认识品性以及那些弥散于探究之具体语境中的偶发性提出的难题、问题以及兴趣的一些特征决定了什么能够——在上一个分析中——被唤起来为某事提供证成”。[15]对于怀疑论者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理解那些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对那些具体化于基础主义之认识论层级之中的证成所施加的诸多限制就是将它们理解为利益相关而不是那么的完全客观。”[16]反过来说，怀疑论者“对证成的限制”并不客观这一点将会削弱其论证的基础。他的论证似乎只有通过一个基础主义回答才是可反驳的；但如果他的论证反过来将基础主义作为先决条件，那么，它就只有和基础主义绑在同一条战船上。而基础主义是极富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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