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无型的生活事实，在未经人类认识的加工之前，经常是断裂和缺乏意义联系的。它们只是一些孤零零散落的原子和碎片，需要逻辑线索和意义脉络的贯连，此时，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观察，抽取和提炼案件事实之间的共同特征，便能够初步形成事实类型的基本轮廓，在此基础上以法理念及法目的为导向，对事实类型予以价值和规范性的加工，并在要素之间建立起结构上的联系，便形成了法律上的类型。“以故意杀人罪为例：在未经立法者的认识加工之前进入立法者视野的，首先是诸如‘张三杀人’、‘李四杀人’、‘用刀杀人’、‘用毒药杀人’等个案化的事实。立法者经过认识上的处理，从中抽象出诸如‘行为主体’、‘行为手段’等特征，然后根据刑法之目的与价值，在其中选出在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经过要素改造以及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构建，从而形成了‘故意杀人罪’的类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刑法上的其他各罪的设定，莫不要经历上述之过程。”[8]　

　　由此可知，现行刑法中的拐卖妇女罪也是拐卖妇女犯罪构成类型化的结果，不宜将“妇女”仅仅视作一个概念，而应将“妇女”视作一个类型，接下来，本文将会简介几个类似疑难案件。“1918年，海牙一个牙科医生绕开电表器试图随意用电，案发后他被指控为盗窃。最后，最高法院不得不就盗用电是否构成《荷兰刑法典》第310条所规定的盗窃‘财物’的刑事犯罪作出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盗用电就是盗窃财物，最高法院指出，《荷兰刑法典》第310条的意思旨在保护个人的财产。鉴于此，拿走他人的‘财物’之行为依据规定的情形将受到惩罚，在最高法院看来，这一条款之所以适用于电是因为电本身的性质。电的性质之一是它具有某种价值。这是因为，有人必须付出代价，通过劳动才能得到它，还因为人们可以有益地使用它，或者用它来赚钱。因此，电被视为一种财物，显而易见，当时本案法官所给出的是一个目的性解释。”[9]　

　　又如，现行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一般情形下，当行为人携带枪支、管制刀具或是棍棒进行抢夺时，适用本款毫无障碍，然而，当行为人携带“盐酸”或是“训练有素的动物”抢夺时，就会迫使我们去思考“盐酸”或“训练有素的动物”是否属于“凶器”的问题，由此，使我们想到德国一起抢劫案：“某人携带盐酸泼洒于一名女会计的脸上，进而抢走了她的钱包，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中，涉及的问题在于：该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加重强盗罪。根据行为当时有效的德国刑法第250条规定，加重强盗罪的构成在于：‘当行为人…携带武器实施强盗行为，而以武力或以武力胁迫，防止或压制他人反抗时。’因此必须判断的是：在该案中使用的盐酸是否为一种武器。最终联邦法院确认了这点。”在对“凶器”的理解上，我们很可能会习惯于将其理解为一种杀伤性的器具，这是因为，人们在探寻凶器这一类型的真实含义时，习惯于将自己熟悉的事实，亦即典型事实。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典型意义的“前理解”和“先见”。这种熟悉的事实仅是典型事实，无疑该归属于该类型，然而“盐酸”、“训练有素的动物”作为非典型事实，我们绝对不能武断地加以排除，而是应该一方面不断地对“凶器”进行再理解，一方面需要对该非典型事实再分析，进而推敲将“凶器”理解为“器具”是否合适，另外判断者还应对照“凶器”核心含义之中的刀枪剑棒，去考察“盐酸”、“训练有素的动物”的法价值与意义，去考虑依此种意义将其纳入“凶器”的可能性，此过程是一个“盐酸”、“训练有素的动物”不断逼近“凶器”的过程。其实“携带凶器抢夺”这个类型，可以有不同的事例，比如为了犯罪而携带管制刀具、盐酸、手枪、“非典”病毒等不同情形，但是都呈现出了“为了实施抢夺而携带能够致人伤害并给人恐惧感的物体”[10]这个类型的整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