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9月4日公布施行《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该决定增设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此罪与1979年《刑法》第141条关于拐卖人口罪的规定形成了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适用《决定》的规定。而对拐卖其他人口的，则适用1979年刑法第141条的规定即拐卖人口罪，本案究竟应适用哪个法律条文呢？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对上述三个法条的关系，作出如下判断：第一，1997年刑法第240条罪名是拐卖妇女罪，若适用该罪名，则应判处张世林5年以上有期徒刑；1979年刑法拐卖人口罪，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从旧兼从轻”原则，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二，1979年刑法141条与《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所以应适用《决定》但是如果考虑到王某并非“妇女”，就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141条，因为在刑法既有拐卖妇女罪，又有拐卖人口罪规定的情形下，将王某涵摄入“人口”显然比归摄于“妇女”更符合文义解释的要求。[4]　

　　（二）对本案判决的质疑与反思　

　　1．法律适用不当：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1979年刑法应是本案首先考虑适用的法律，在分析1979年刑法第141条与《决定》的关系后，本文认为：与其以“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为由认定“拐卖妇女罪”，倒不如以“以两性为主的两性人属于人口”为由认定为“拐卖人口罪”。因为，张世林虽然拐卖的是两性人，但两性人毕竟是人，依然属于“人口”的文义范围，这在涵摄思维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况且1979年刑法并未对“人口”作出“男人和女人”的限制解释，因此，本案认定为“拐卖人口罪”才是最为恰当的，然而认定为“拐卖妇女罪”也不能说判错了，只不过没有前罪更为恰当，根本没有必要将此案认定为“认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