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应否追诉？这是思考本案的前提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张世林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是1990年，但是因其逃跑，提起公诉时距离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已达9年，而最终法院判决其刑期为1年零六个月，如果单按刑法第87条来看，张的行为似乎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但是本案被告人张世林是被捕后在逃的，刑法第88条的但书条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察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察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所以说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还应受法律调整。　

　　关于法律发现与事实解释，在法律理论中，人们通常区分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在简易案件中，事实和法律规则没有什么争议，因而法官能够通过简单的论证来使得判决正当化，而在疑难案件中，事实和法律规则都存在争议，这就需要用一系列复杂的论证来对判决作进一步的证立。有学者指出：“在法律适用中，若事实与规范相适应，法律判断可以直接通过推论得出，这可称为推论模式；而在法律发现中，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使事实一般化而将个案先向规范提升，将规范具体化，使规范向个案下延，这就是等置模式。”[2]　

　　（一）关于法律发现　

　　1．1997年刑法第240条规定，犯拐卖妇女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刑法明确规定：拐卖妇女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之一的，如果依此为依据，就需要将张世林的行为归入拐卖妇女罪，难就难在，如何将“以男性为主的两性人”归摄入“妇女”？本案需要考虑“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问题，由此我们必须考察以往相关刑法规定，1979年刑法“是本案首先应考虑适用的法律”[3]。　

　　2．1979年刑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拐卖人口罪指以营利为目的，用欺骗、引诱、胁迫等手段，拐卖妇女、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