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的发展从另一视角看，也是妥善处理公权力与私权的历程，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政企分家、还权于民，使得市民社会逐步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与此同时，为了规范市民社会生活，颁布了以《民法通则》为龙头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如《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划定了市民社会的生活领域，为市民享有私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在我国形成了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划分的基本格局。
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此条在1993年修订时被删除，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正确认识市民社会的法（即民法）是私法，不是公法，公法之设，目的在于保护私权，由此出发，才能摆正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国家与市民、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重大关系。
二、民事立法程序的契约化（民主、公开）
本文所言的民事立法程序的契约化，实指民事立法的民主化进程。民事立法程序的契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事立法日趋专业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事立法的契约化进程，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民事立法的专业化发展，强调“法学家立法”的重要性，立法起草委员会（或小组）中尽可能多地吸收知名法学家、律师、法官参加，如我国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合同法草案，最初便肇始于专家建议稿，此后的物权法草案、婚姻法修正案草案等民事立法活动均具有此特点。民法典一定要讲究严谨，规范，切不可以为通俗性，大众性而牺牲法律的严肃性，科学性，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功底甚厚、造诣颇深的民法学家和经验成熟，感知丰富的民事法官、律师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我国民事法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程序演变诠释了这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