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门实践理性，犯罪定量因素的存在符合这一要求。我国刑法常用的“多次”、“情节恶劣”、“重大立功”等，对这些词的解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法官、行政官员的专业知识，而是社会的共识，刑法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条款，如“情节严重”、“以其他类似方法”等，对这些条款的解释，严格说不是解释，而是解释者根据自己对法条的理解补充法条的过程，杨仁寿称这种方法为价值补充方法。“对于这些使用了不确定概念的法条的解释，使用文义解释方法，甚至目的解释方法和体系解释方法，都难于济事，对这些不确定概念的解释，只能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予以价值判断，进行补充，始能具体化。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解释的问题了，而是价值判断问题了。（有学者指出，价值判断问题仍然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只不过研究者不应该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态度，而应从分析现状、解释成因和预测未来的角度，从一定的客观事实出发，做出客观性的研究[37]）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法律可资利用，法官能够使用的只是“社会公共的价值观念”。“例如，对怎样的医疗事故属于严重损害病人健康，怎样的不负责任属于严重不负责任的判断，只能求助于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如果社会普遍观念都认为该医生的行为属于严重不负责任，则法官不能独自认为该医生的行为‘尚可接受’，并以自己拥有法律知识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因为此时并无法律知识适用余地。从法理上说，无论把怎样的行为解释成为‘严重’，都是合法的，问题只在于是否合理。所以，这类情况下，法律适用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生活经验、良心，而非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对此不应该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而应该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逐案具体认定。例如，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的罪状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这是典型的评价性犯罪构成，刑法对‘什么是情节恶劣’不作出明确规定，甚至家庭成员的范围也不明确，这些构成要素的具体内涵都有赖于法官根据当时当地的伦理观念、生活习俗加以补足。”[38]可以说，“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内涵最初不是从文本中抽象出来作为完成作品而存在的，而是法官在面对个案时，不断地向文本发出质疑（将疑问注入个案）后，才开始有所显现。要想使得犯罪定量因素的内涵得以呈现，我们必须使犯罪定量因素向法官开放、向个案开放、向社会生活开放。
【注释】作者简介：胡月军，男，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联系方式:huyuejun1983@126.com. 欢迎批评指正。
储槐植、宗建文等：《
刑法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李汉军：《论犯罪观》，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参见黎宏：《
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1页。
参见黎宏：《
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8页。
储槐植、宗建文等：《
刑法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111页。
参见储槐植、宗建文等：《
刑法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3页。
参见梁根林主编：《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文集
—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刘艳红：《犯罪论体系：范畴论抑或目的论》，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参见张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载《法学家》2008年第4期。
张军：《坚持罪刑法定同时还需防止教条》，载《检察日报》2008年10月16日第3版。
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李汉军：《论犯罪观》，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张明楷教授认为，所谓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例如，人们经常讨论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认为存在区分二者的标准。可是，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关系，如同男人与人的关系、汽车与财物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界限问题，基本上特别与普通的关系。参见张明楷：《不当得利与财产犯罪的关系》，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
参见《
治安管理处罚法》和《
刑法》的衔接与冲突课题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衔接与冲突》，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李汉军：《论犯罪观》，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李汉军：《论犯罪观》，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李海东：《
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自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
刑法理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1页。
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储槐植、汪永乐：《再论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载《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421页。
参见储槐植、宗建文等：《
刑法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1页。
储槐植、宗建文等：《
刑法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1页。
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陈兴良：《
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
参见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9页。
参见郑成良：《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参见李翔：《情节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参见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序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参见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言问题》（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杨艳霞：《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